我到慕尼黑才一个小时，塔拉斯上尉便通知我说，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在奥地利北部的林茨附近刚刚发现了另一个集中营，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塔拉斯坚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三个座位。他自己将在两三天内与我们会合。我有许多理由服从乔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他是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到一九四二年夏天为止，我一直受业于他；说到底，两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偶然碰见了我，并把我招募到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为他的部下。如果这些尚嫌不够，我还喜欢他，尽管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我不大容易认出这位词锋犀利、在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内经常侃侃而谈的教授。

    我们有三个人离开慕尼黑。和我一同前往的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和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跟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里纳尔迪来自纽约市的小意大利，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州人。虽然他俩外貌迥异——一个矮小结实，稀稀拉拉地蓄着一撮涂上化妆蜡的黑色小胡子，另一个则是身高两米、软乎乎一堆还在扩展的庞然大物，——却同样显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它是我还没有达到的那种成熟和老练的表现。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除了俄国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消息以及第三帝国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对当时在欧洲行将告终的这场战争我几乎一无所知。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任何战斗。我距离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还差四个月，此时我就象一个小青年破题儿头一遭踏进剧场，而台上的幕正在落下。六年来我第一次重返欧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祖母。她对于我舍父亲的国籍而取母亲的国籍成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在乎，她听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备旺斯在德军占领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林茨以后，里纳尔迪设法让我们搭上一辆前往从四月十三日起已有苏联红军在那里的维也纳。下午两点，我们在恩斯越过多瑙河。过了河，里纳尔迪拦住一辆吉普，并说服了司机——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美籍意大利人——让我们搭乘他的车。我们先去毛特豪森火车站，到了那里再用与不折不扣的讹诈无大差别的手段强迫司机赶完离集中营还剩下的六公里地。

    在那里，我的足迹与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足迹第一次相交。

    关于那一天，我记忆中保留着许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奥地利轻柔的空气：阳光和煦，温馨宜人，带着仿佛永驻人间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那个时候传来了一股恶臭。

    我们距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这股臭味就往我的鼻子里直冲。大批盖着篷布的卡车组成的长龙迫使我们停车，于是那位被我们拉夫拉来的司机，便抓住这个机会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再往前开。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臭味变得更浓了；它接连形成一大团一大团的气体悬在空中不动。“是焚尸炉的气味，”布莱克斯托克拖着南方人的长腔说了一句。温和的语调以及说话人的地方口音本身，仿佛冲淡了这个词的恐怖意味。我们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一些坦克曾到达那里以后又开走，在地上留下新鲜的痕迹。取代它们的是接连不断滚滚而至的卡车车流，卸下药品和绷带等补给品，供给已经开始工作的卫生部门使用。但这股车流一进门，立刻就消失在一片无声的、由活尸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动静，真奇怪，犹如潮水突然上冻一般。五六小时之前到过那里的坦克，也许曾使这片活尸之海震荡了一阵子，显示出些许生气，可是现在波动已经停止，自由的喜悦趋于暗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硬梆梆的面具。这情景使他们觉得好象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现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