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过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伊莱亚斯·魏茨曼说．

    “乔治，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忘记那里的景象。他只给了我们五千个名额。就是给一百万，也不够用。”

    “事情总是这样的，”塔拉斯说。

    “那个大船主尼克·佩特里迪斯，拨出三条船供我们使用三个月。那里的情况惨极了，简直难以置信。暹罗湾和南中国海挤满了从湄公河三角洲逃出来的可怜的难民。你应该亲眼看看这些人。我们遇到过一些小船，船上的人都在漂泊中饿死了，那还不是被当地的海盗杀死的。而我们是生活在一九七七年哪！”

    “海盗永远不会绝种。”

    “要对这些难民进行甄别，从中选出五千人，我办的差事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我找过他几次，求他提高限额，可是怎么也没法说服他，甚至没法对他发火。我知道他富得不得了，至少有很多很多钱，可是你不能指望他把全世界濒于绝境的人都包下来。我想，从那个希腊人手里租船的人大概就是他吧？”

    “尼克·佩特里迪斯是美国人。不错，我看你可以说是租来的。你还去过泰国？”

    “去了，”魏茨曼说。他在柬埔寨边境的难民营里呆过两个月，目的是招收五千名愿意去亚马逊尼亚的高棉人。

    “我甚至被人骂作人贩子，由于雷伯给我规定了那些荒唐的保密戒律，我甚至不能为自己辩护。多亏你介绍我去找那些基金会，他们帮了我的大忙。那位报业、电视业的亿万富翁邓恩，还促使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外交部为我说话。这个邓恩和雷伯有什么关系吗？”

    “据我所知没有。”塔拉斯此心里实在为撒这样的诚感到惭愧。

    “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雷伯，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

    “依我看，提他的名字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你说得对。埃塞尔对雷伯有一套完整的看法，不过，她这个人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她相信雷伯是个重型人物，甚至比表面上更加重要。他远不止是一名监工，而是一个大财团的总经理，组成这个财团的美国或巴西公司也许不下二百家。”

    “我对雷伯实在不怎么了解，”塔拉斯说，同时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

    他来到纽约已有一个星期，以某基金会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魏茨曼。这个基金会是最近在东南亚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几个基金会之一。

    一九七七年夏天，乔治·塔拉斯逐渐组成了他的国际法专家班子。组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仍以基金会作掩护，在麦迪逊大街租下了办公室，聘请了三十位专家。这些专家中只有三个人知道研究的最终课题：创立一个新国家。

    在雷伯的要求下，他勉强克制对热带气候的恐惧心理，重访了亚马逊尼亚。他坐飞机从亚马逊河、内格罗河和布兰科河上空经过途中心不在焉地听着索别斯基介绍他的最新工程，一座规模足可与加拿大魁北克詹姆斯湾水电站媲美的大型水电站。塔拉斯对技术问题毫无兴趣，他在这方面的能耐的极限就是换电灯泡。不过，索别所基公司的律师面临的困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巴西有一条法律：禁止任何外国公司在其边境地区占有能源。巴西国家安全委员会尽量利用着这件法宝。不仅如此，拟议中的这座超大功率水电站（发电数百万千瓦不在话下），是对国营巴西电力公司的垄断地位的挑战。虽说克立姆罗德在巴西利亚有层层关系网，这项工程还是在那里引起轩然大波。即使仍有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塔拉斯却在这类令人头痛的事情上看出一些兆头，雷伯早晚要与迄今为止尚未插手的巴西政府正面冲突。

    因此，对塔拉斯和他的班子来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了。促使伊莱亚斯·魏茨曼说话，也是塔拉斯准备材料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