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婚。”

    塔拉斯坐下来。此刻他腹背受敌：一方面马上有喷饭大笑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的威胁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尽管这位来客既可爱又风越，塔拉斯却预感到一件非同小可而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大事即将由此人发端。然而，在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塔拉斯仍然保持一种英国式的寒喧语调。

    “茶里加一些牛奶，好吗？”

    “只要一点儿。”

    不过，塔拉斯稍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性质可就大不相同了。

    “你和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到底谈妥了什么事情？”

    “桑塔纳先生作为老朋友说服了我们，使我们确信，在我们争取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上，你塔拉斯先生都将给我们帮助。经费问题都已经落实，在这方面我们不用担忧，确实毫无问题。桑塔纳先生任法律顾问、总部设在我国的某公司，十分慷慨地把曼哈顿办事处的整整一层楼面交给我们使用。其实我们用不着那么大的面积：我将要率领的代表团只有一个成员，就是我自己。团长的职务对我的时间表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本来就经常到纽约去办事。你能把所有必要的步骤都安排好吗，塔拉斯先生？”

    “当然可以。”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一切都能准备停当吗？”

    塔拉斯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行，”他说，“完全办得到。桑塔纳是否提出过一个具体日期？”

    “他非常倾向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这个日期，”巴姆说。

    他一边喝茶，一边好奇地四下里打量着，目光被一大堆一大堆的书所吸引，神态悠闲自在。塔拉斯则不然，茶杯在他手上哆嗦不已，他不得不把杯子放下，心想：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和那一天正好相隔三十五年。

    他问道：“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是什么日子？”

    “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将在那天开幕。可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另外还有二十个国家派观察员到会，其中最主要的有端士、罗得西亚、两个朝鲜。作为一个新会员国的代表，我会得到在大会发言的时间，并且有权向全体代表提出一项动议，代表们将让我把活讲完。那时我就把这个动议提出来，然后把我的一部分发言时间让给另一个人，坦白说，我对那个人几乎一无所知。”

    “但你毕竞知道他的姓名，”塔拉斯指出，这时他的心在狂跳。

    “那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