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步，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权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哽塞。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