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座房屋盖了还不到一百年，但很破败阴暗，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无用的前厅。古董摆设和大量藏书占据了底层：那些书百家争鸣，互不相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正好代表了19世纪的历史；波斯尼沙普尔的腰刀缓和的弧线上仿佛还遗留着古战场的风声和残酷。我记得我们是从后院进屋的。穆恩嘴唇颤抖干燥，喃喃地说那晚的经历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突然，他迷惑不解地说：

    quot;可是你冒了很大的危险。quot;

    我叫他不必担心（内战的习惯迫使我刚才非那样做不可，何况一个成员被捕有可能危害我们的整个事业）。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枝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quot;我们革命党的经济来源quot;。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诉说肩膀痛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有的人都有共同之处，因此，把花园里的一次违抗说成是败坏了全人类不是不公平的，说一个犹太人被钉上了十字架就足以拯救全人类也不是不公平的。叔本华的名言：我即他人，人皆众生，也许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就是那个可悲的约翰·文森特·穆恩。

    我们在将军的大宅里待了九天。关于战争的痛苦和希望我不想评论，我的目的是叙说这条使我破相的伤疤。那九天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成了一天，除了最后第二天。那天，我们的人冲进了一座军营，杀了十六个士兵，替我们在艾尔芬被机枪扫射死去的十六个同志报了仇。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从那座房子里溜了出来，傍晚才回去。我的伙伴在二楼等我，他因为伤痛不能下到底层。我记得他手里拿着一本有关战略的书，毛德或者克劳塞维茨的作品。有一晚，他曾对我说过：quot;我最喜欢的武器是大炮。quot;他打听我们的计划，夸夸其谈地加以批评或者修改。他还经常抨击quot;我们可悲的经济基础quot;，武断而阴沉地预言结局肯定一团糟。他嘀咕着说：quot;这件事完蛋了。quot;他为了表明并不介意自己肉体的懦弱，竭力显示头脑的敏锐。我们就这样好歹过了九天。

    第十天，爱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部队完全控制了城市。高大的骑兵悄悄地在街上巡逻，风中夹着灰烟；我从街角望见广场中央吊着一具尸体，仿佛软荡荡的人体模型，士兵们拿它当靶子，不停地练习枪法……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来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