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穆斯林都信永生之说，但是他们对第一世纪的崇敬证明他们只相信第一世纪，而把其余所有无穷无尽的年代用来对第一世纪进行褒贬。我认为印度斯坦某些宗教的轮回之说比较合理；那个轮子无始无终，每一生都是前生结出的果，种出后生的因，都不能决定全过程……永生者的共和国经过几世纪的熏陶，已经取得完美的容忍，甚至蔑视。它知道，在无限的期限里，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善行，所有的人会得到一切应有的善报，由于过去或未来的劣迹，也会得到一切应有的恶报。正如赌博一样，奇数和偶数有趋于平衡的倾向，智与愚、贤与不肖也互相抵消，互相纠正，淳朴的熙德之歌也许是牧歌中的一个形容词或者赫拉克利特一行诗句所要求的抵消。转瞬即逝的思想从一幅无形的图画得到启发，可以开创一种隐秘的形式或者以它为终极。我知道有些人作恶多端，为的是在未来的世纪中得到好处，或者已经在过去的世纪里得到了好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但也是无关紧要的。没有道德或精神价值可言。荷马创作了《奥德赛》；有了无限的时期，无限的情况和变化，不创作《奥德赛》是不可能的事。谁都不成其为谁，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正如科尔纳里奥·阿格里巴那样，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

    永生者普遍受到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世界观的影响。首先，这种世界观使他们失去了怜悯之心。我提到小溪对岸的废弃的采石场；一个人从高处滚到坑底，口干舌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过了七十年之后才扔下一根绳索。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关心。对他们来说，身体像是一头驯顺的家畜，每个月只要赏赐它几小时睡眠、一点水和一块碎肉就够了。当然、别人是不想把我们沦为苦行僧的。没有比思考更复杂的享受了，因此我们乐此不疲。有时候，某种异乎寻常的刺激把我们带回物质世界。比如说，那天早上雨水唤起的古老的基本的欢乐。那种时刻很少很少；永生者都能达到绝对的平静；我记得我从没有见到一个永生者站立过；一只鸟在他怀里筑了窝。

    根据万事互为补偿的理论，有一条推断理论价值不高，但在10世纪初叶或末叶促使我们分布到世界各地。推断包含在这句话里：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河流的数目并不是无限的；永生的旅人走遍世界总有一天能喝遍所有的河水。我们便决定去找那条河。

    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张脸庞都会像梦中所见那样模糊消失。在凡夫俗子中间，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与此相反，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荷马和我在丹吉尔城门分手；我认为我们没有互相道别。

    五

    我走遍新的王国和帝国。1066年秋季，我参加了斯坦福桥之役，我记不清自己是在哈罗德还是在那个不幸的哈拉德·哈德拉达的部下，哈罗德就在那一年战死，哈拉德占据了六英尺或者稍多一点的英国土地。伊斯兰教历7世纪时，我在布拉克城郊端端正正地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七次航行和青铜城市的故事，当时用什么文字写的我已忘记，那些字母也不认识了。在萨马尔坎达一所监狱的院子里，我老是下棋消遣。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我干占星的行当。1638年，我到了科洛茨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