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的胜利，一切死亡都是自尽。我们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过的宽慰；这种独特的神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们同神混为一谈。我心想，是什么不为人知的意图使我找上那个傍晚，那些枪弹和那次截肢手术的呢？当然不是对战争的畏惧，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奥的东西。我终于自以为搞明白了。为一种宗教而死比终身弘扬它要简单得多；在以弗所与猛兽搏斗（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这么做过）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要轻松一些；一个人始终不渝的时间远远多于一次行动。战役和光荣是不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事业比拿破仑的更为艰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主任。

    我并不喜欢这个职务；但是我克尽厥责，从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剑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怜悯的人则在监狱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验。纳粹主义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是弃旧图新，摆脱败坏的旧人成为新人的过程。在战场上长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杀喊声中，那种转变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况就不一样，引人上当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温情来打动我们。我说怜悯不是没有理由的；查拉图斯特拉认为罪莫大于对出类拔萃的人表示怜悯。我承认当杰出的诗人大卫·耶路撒冷从勃雷斯劳转移到我们的集中营时，我几乎犯下那种罪孽。

    这个人有五十岁。他身无长物，遭到迫害、否认和责骂，却把他的才能用于歌颂幸福。我记得艾伯特·塞格尔在《时间的诗》那部作品里把他同惠特曼相提并论。这个比拟并不恰当；惠特曼以一种先期的、一般的甚至冷漠的方式歌颂宇宙；耶路撒冷却以细致的爱为每一件事物感到欢欣。他从不列举清单目录。我还能背诵那首名为《画虎大师杨子》的意味深长的诗篇的许多六音步诗行，仿佛一串串静悄悄的老虎横贯全诗。我也忘不了那首名为《罗森克兰茨对天使说》的独白，其中一个16世纪的伦敦高利贷者临死前还死乞白赖地为自己的过错辩护，并不怀疑他生活的隐秘理由是在一个债户（他只见过一面，已经记不清了）的心目中引起了夏洛克这个角色的形象。大卫·耶路撒冷的眼神给人印象深刻，皮肤青黄，胡子几乎墨黑，尽管他属于那些邪恶可憎的北欧犹太人，倒像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我对他十分严厉；我不允许同情心和他的光荣使我软下心肠。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幅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假如一个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图的话，他岂不就成了疯子？我决定把那个原则应用于我们机构的纪律管理，终于……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五日，他自杀身亡。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侧隐之心。他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

    与此同时，一场顺利的战争的伟大的日日夜夜在我们身边展开。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种近乎爱的感情。仿佛海洋突然就在近处，血液里有一种惊奇和兴奋。在那些年里，一切都不同；甚至梦的意境都不一样。（我也许从未完全幸福过，但众所周知，不幸需要失去的天堂。）人人都向往得到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全部经验；人人都怕那无限的财富中有些许落空。但是我这一代人经历了一切，因为他们先得到了光荣，然后又遭到了失败。

    1942年10月或门月，我的弟弟弗里德里克在埃及沙漠里，在阿拉曼第二次战役中阵亡；几个月后，一次空袭炸毁了我们老家的房屋；1943年年底，另一次空袭炸毁了我的实验室。在几大洲的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