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秘书挖掉过一只乌黑的鸡眼。那么瞧：她出现了！

    这三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现在抽十五芬尼的香烟代替十芬尼的香烟，因为这种烟能更好地镇定我们的神经。我每天刮两次脸，从前是每周两次，如同普通的失业者通常该做的那样。不过我早就不是普通的失业者了。我们用打字机打各种证书，反来复去地打，越来越工整，越来越精确，我们写自传，十八份，以防万一，我们把这些拿到警察局去进行公证。整整一摞材料，将对我的非凡才能作出说明，证明我是天生当科长文书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过去了，我们每天消耗四分之一磅咖啡和一包五十支装的十五芬尼的香烟（当然是赊来的）。我们竭力用一种有可能适合政府官员的行话来交谈。我妻子说：“我全垮了，亲爱的。”我说，“很遗憾，亲爱的，得坚持。”我们确实坚持到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年轻小姐邀请我们喝咖啡（对十二束鲜花和五盒糖果的回报）。她母亲向我们保证，我至少会有八分钟时间跟她单独待在一起。八分钟。我买了二十四株肥硕的玫瑰红丁香——每分钟三株：上等丁香，娇艳欲滴，肥硕红润，看上去像是一群洛可可①女士；我还买了一盒令人心醉的糖果，并请我的朋友开汽车送我们去。我们乘汽车去，像发疯似的按喇叭，妻子激动得脸色煞白，不断地悄悄说：“垮了，亲爱的，我垮了。”

    年轻小姐风度迷人，像个运动员，落落大方，一副政府修脚工的派头，不过倒也和蔼可亲，虽然有点冷淡。她正襟危坐在桌子中间，受到她母亲的精心照料，使我吃惊的是，桌旁有七人，三个年轻混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位人很正派、对我的花束大加赞赏的老先生——不过我们的糖果盒也确实令人心醉，金色亮光纸镶边，大小与其说是糖果盒，倒不如说像一个迷人的粉盒，盖子上有个可爱的粉色绒球，这个盒子也受到老先生的大声称赞（为此我对他不胜感激）。介绍时我听到母亲对女儿说：“B先生和太太。”停顿片刻后加重了语气：“B先生。”——年轻小姐向我送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点一点头，莞尔一笑，我感到自己脸色变白了，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红人，便微笑地容忍了这三个年轻混蛋及其妻子的在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我们先谈论币制改革后巧克力工业的巨大进步，谈话是由一盒糖果引起的。这盒糖果看来博得那位老先生的青睐。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年轻小姐的母亲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把他拉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做得过于显眼，太不老练圆滑了，其他三个混蛋的夹心巧克力糖果盒没有受到重视，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苦笑。聚会的气氛很拘束，一直到年轻小姐开始抽烟。她抽的是十芬尼的香烟，一面拿烟一面讲了几条无关紧要的政府小道消息，我们五个男人一跃而起，给她点火，但她只让我给她点火。我得意洋洋，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我在波恩的办公室的样子：红皮沙发，肉桂色窗帘，漂亮的文件柜，上司是一位年高德劭、慈眉善目的退伍上校……

    蓦地，年轻小姐不见了，有一会儿工夫，我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示意我出去的手势，直到妻子推了我一下，并悄悄地对我说：“笨蛋——快去！”

    我气喘吁吁地走了出去。在充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我同年轻小姐交谈业务。她在客厅里接见我，叹了叹气，看了一看手表，于是我也就明白，那八分钟已早就开始了——大概已过去一半。为了小心起见，我以“对不起”开始，讲得有点语无伦次，尽管如此，她仍面露笑容，接过我的三磅纸币②，最后说：“请不要过高估计我的影响——我只是试试看，因为我深信您的能力。大约三个月后给您回音。”她看了一看手表，这表示我得走了。我脑际闪过要吻她一下手的想法，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极其恭顺地轻声表达了感激之情，就踉踉跄跄走出来。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