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管是男是女，是尊是卑，都可以教授、传教，而一个当了十天学徒的人，只要找到另一个生手，便成为他的老师了……”

    “如此一来，就消灭了传教士独一无二的差异了！不过，为什么同一个城市里，又曾有官员们反对异教徒，帮助教会将他们烧死的事呢？”

    “因为他们意识到异教徒的滋长也可能危及在位者的权威。在1179年的拉特兰会议中(你看，这些问题要回溯到一百五十年前)，渥特·梅普警告如果让瓦尔登西教派那些愚蠢无知的人拥有祭器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假如我记得没错，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居所，赤足游荡各地，未拥有任何财物，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共有的，效法基督而赤身露体。他们以这种非常谦卑的方式创立教派，因为他们是被放逐的人。但如果你给了他们太多的空间，他们就会把其他的每个人都逐出。因此之故，城市喜欢托钵修道会，尤其是我们圣方济格修会；我们在忏悔的需要和城市生活之间，以及教会和市民之间，培育了一种和谐的平衡，关心他们的贸易……”

    “那么在对上帝的爱和贸易的热衷之间，也达到了和谐吗？”

    “没有，精神改革的行动受到了阻碍；它们被修会必须经教皇认可的限制抵挡了，但暗中的活动并未受阻。一方面，这道暗流形成了自笞派苦修者的行动，他们不会危及任何人；或者形成了像多尔西诺兄弟的武装团体，或是形成乌伯蒂诺所谈到的蒙特法尔科的巫术仪式……”

    “可是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呢？”我迷惑地问道。

    “他们可以说都是对的，同时也都是错的。”

    “您为什么不站定一个立场呢？”我有点反叛似地叫道，“您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理何在呢？”

    威廉一时静默不语，拿着透镜对着阳光注视。然后他把镜片放回桌上，让我透过镜片望着一件工具：“看看，”他对我说，“你看到什么了？”

    “工具，比较大了些。”

    “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得更仔细些。”

    “但是这工具是永远不变的呀！”

    “维南蒂乌斯的手稿也会永远保持原样，等我有了眼镜后，我就可以阅读了。或许在我看完那份手稿后，我对一部分的真相就会更了解了。说不定我们可以使修道院的生活恢复平静。”

    我说：“可是那还是不够呀！”※棒槌学堂amp;精校E书※

    “我说的话并非只有表面的意义而已，阿德索。这不是我第一次对你谈及罗杰·培根了。也许他并不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但他对学识的热爱所激起的希望却一向使我着迷。培根相信一般人的力量、需要和精神的发明。要是他没有念及穷人、被放逐的人、白痴和文盲，经常引用上帝的话，他就不算是个好圣方济格会员。一般单纯的人比学者更能领悟道理，因为学者们往往会在追求广泛而且一般的法则中迷失自己。一般人有个别感，但仅有这种感觉是不够的。一般人自有真理的概念，也许比教会里的学者更为真实，但他们却又在不假思索的行动中将它毁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让一般人得到学识吗？说得太简单了，做起来却又太困难了。圣方济格的教师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圣博纳文蒂(译注：意大利哲学家、作家及枢机主教，1221——1274)说过，智者必须以一般人行动中蕴含的真理加强明晰的概念……”

    “就像佩鲁贾僧会和乌伯蒂诺博学的记忆。”我说，“他们把神学的判定化为要一般人安贫乐道的训诫。”

    “是的，但你也亲眼目睹了，这种变化发生得太晚了，等到它发生时，一般人的真理已转变为当权者的真理了，对路易皇帝比对一个过着穷苦生活的修士更有用。我们该怎么和一般人的经历保持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维持他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