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曲曲弯弯，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遭受日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怎样的一个工程，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要么就是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就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生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要么就是：“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接着，药店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讲话。”“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也挺好的。”“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而出，掬同情之泪，声调平板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誗①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就像欧洲资产阶级行为方式加强限制宗教犹太社区。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语言，当你讲希伯来语时，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