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放弃过他。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甚至比尽头还要长，她紧紧抓住他的耳朵，有时拽拽。”)接着，巨大的谜团随之而至。一两年之内，这对怪异的伴侣再次支付旅途费用——或许他们的父母又帮了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萨。简直是闻所未闻。从1880年到1917年，两百万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定居美国，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单程旅行。可以想象，他们是惟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爷爷无人所爱，在整个回返敖德萨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无恙。为什么回去? 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索取到清醒的答案。“奶奶，美国怎么那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拥挤?美国拥挤?”“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里。”“谁决定回去的，爷爷，是你还是奶奶?”“咳，这是什么话?你问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决定离开?你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喜欢。咳，怎么，到处是马，还有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掏不出。

    这里是爷爷另一首诗的译文，也是用俄语写的，叫作《冬天》：春天已远，只有冬日，风暴狂怒，黑天沉沉，我阴郁的心没了欢乐与喜悦，我想哭，但泪已干。我灵魂疲惫，精神凄然，心如头顶上苍天看不到光线，我韶华已逝，春天和爱的欢乐，去而不返。197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后，我寻找，并找到一个样子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妇女。记得她正站在列克星顿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发传单。她既不年轻，也不老，颧骨宽大，身穿一件老头穿的外衣，披着件披风抵御刺骨的寒风。她递过来一张传单微笑着，我接过来谢谢她。“爱情在等待着你。”它承诺，在单身酒吧地址下写着，“不要再耽搁了。现在就来。”

    在1913年或1914年摄于敖德萨的一幅照片里，我爷爷打着蝶形领结，灰色帽子上飘着亮闪闪的丝带，三件套西装，从敞开的西装外套里，露出一道闪亮的银线，穿过扣得紧紧的马甲，显然是根怀表链。黑丝结贴在华丽的白衬衫上，皮鞋油黑发亮。他时髦的手杖刚好夹在胳膊肘下，像平时一样悬在那里。他右手拉着一个六岁男孩，左手牵着一个四岁的漂亮女孩。男孩长着一张圆脸，精心梳理过的一缕头发令人喜爱地从帽下探出头，沿额头形成一条线。他身穿一件高贵的双排扣类似军服的外套，扣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裤，一窄条雪白的膝盖隐约可见，随即被似乎用袜带吊着的白色长袜覆盖。小姑娘朝摄影师微笑。那神态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故意对着照相机镜头表现自己。她柔软的长发披到肩膀，舒服地散落在大衣上，整整齐齐地右分。她圆圆的脸庞丰满而快乐，双眼细长，有点斜视，像中国人的样子，圆润的嘴唇微笑着。她在裙子外面穿一件双排扣的小外套，在各方面都与哥哥相像，只是小了一号。脚上的鞋子引人注目地装着可爱的弓形扣。照片里的男孩是我的伯伯大卫，人们总管他叫兹尤兹亚或者兹尤兹因卡。女孩呢，那个迷人而卖弄风情的小女人，小姑娘，是我的爸爸。从婴儿到七八岁——尽管有时他告诉我们说直至他九岁——施罗密特奶奶经常在外层给他穿带领子的裙子，要么就是穿她自己给他做的百褶裙或者直裙，经常穿女孩穿的红鞋。他那一头迷人的长发泻到肩头，系着一只红、黄、浅蓝或者粉色的蝴蝶结。每天晚上，母亲用香气扑鼻的溶液给他洗头，有时早晨再洗一遍，因为夜间油脂出了名地损害头发，剥夺头发的活力、光泽，成为孕育头皮屑的温室。她给他的手指戴上小戒指，给他胖乎乎的小胳膊戴上手镯。当他们前去游泳时，兹尤兹因卡——大卫伯伯——和爷爷亚历山大到男更衣室去换衣服，而施罗密特奶奶和小利欧尼赫卡——我爸爸——径直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