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并不隐瞒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为别人的看法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诀。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惨的画诞生了，甚至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可这就是隐匿在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在快活地欢笑，并引发别人的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状。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之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担心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把它当成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的画法”，而使用先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

    以前我便是只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所以这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竹一看，果然也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呐。”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的两种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所以，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临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学业结束后我便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生宿舍生活。宿舍的肮脏和粗暴使我不胜畏葸，哪里还顾得上扮演丑角逗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等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朵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我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呆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奔赴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小时素描练习。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连坐在课堂听讲也有了一种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尽管这可能只是偏见，我却是更害怕去学校了。上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能懂得所谓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种奇妙的组合，这却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掘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长我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校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打过照面而已，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象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