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关的控制权重新回到广东军政大员手中。毛克明是兼职，主持日常关务的是曾任广肇罗道的郑赛五。鄂弥达没秉掌粤海关，却直接插手关务夷务。鄂弥达告祖秉圭“纵夷鸣枪”，如果黄埔的夷艄继续鸣枪作乐，鄂弥达岂不也在“纵夷”？鄂弥达首先下达宪令，禁止黄埔酒铺将酒卖给夷人，只要夷艄不喝醉酒，就能够克制自己。果然，夷艄跑到黄埔酒铺一滴酒都买不到，但他们照样喝得醉醺醺，因为卖酒暗中转到水上，紫洞艇有的是酒水供应。

    为了使万岁爷放心，鄂弥达又想起一招，奏请将广东口岸的外洋港迁到澳门十字门。雍正帝见折准奏，督促鄂弥达加紧办。

    将外洋港移到澳门，不但行商夷商及地方官员反对，连鄂弥达自己也反对。广州会丧失许多边际利益，而肥了澳门的葡夷。事实最后证明，这是鄂弥达精心谋划的障眼法，万一有人告状说黄埔的夷艄作乱，澳门可作缓冲和退路。另外，迁移外洋港始终是广东督、抚手中一张恐吓夷商的牌：“你们的水手在黄埔不守规矩，我们只有严厉执行天朝皇帝的命令，强令你们的商船碇泊澳门。”果然，黄埔的夷艄在他们大班的说服约束下，老实多了。

    广东官府诡谲灵活的处事手法，使广东在大清的对外贸易中始终拔得头筹。地方官员很清楚，牟取地方利益的关键在取信于皇上，为了使皇上放心，他们常常未雨绸缪，避免事发后陷入被动。

    鄂弥达写密折状告祖秉圭，提到黄埔的夷艄有枪。照此推理，有枪就有炮，夷艄敢开枪就敢开炮。这对大清疆土将会产生多大的威胁？为此，鄂弥达又上了一道折子，声称他不但缴了夷艄的枪，还卸了炮，枪炮全部移上岸，交驻守的大清官兵看守，等夷船回棹再还他们。雍正帝果然高兴，朱批：“此举广州可以久安矣。”

    牛皮吹出去，要不要兑现呢？鄂弥达找陈焘洋来商量——其实是下命令，交由十三行行首去办，由各洋船的保商责令夷艄自动缴枪卸炮，交给驻守官兵。陈焘洋火炮脾气将鄂总督顶回去：“万万行不通！”

    陈焘洋不怕得罪鄂大人，鄂弥达个人献给皇上的贡品，都是交陈焘洋赔钱代办。陈焘洋看了看鄂弥达惊愕的表情，阐述他的理由。鄂弥达哑口无言，只好作罢。皇上不提，他也不复。

    转眼到了乾隆元年，朝廷裁了广东总督，复设两广总督，鄂弥达升任两广总督。新帝对皇阿玛钦准缴枪卸炮的朱批很感兴趣，特意下了一道上谕，要求各通商口岸像广东那样缴枪卸炮，交官兵看守，回棹返还。幸亏福建、浙江、江苏口岸没有西洋夷船到港，上谕当然能够得到“一丝不苟执行”。真正为难的是始作俑者鄂弥达。

    黎民百姓、官府胥役常常把谕旨混为一谈，其实“上谕”和“圣旨”是两种御用公牍，“旨”是指皇上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是皇上单独下达的指令。“上谕”比“圣旨”来得更慎重、更具权威。臣子收到上谕必须回复，禀陈执行得如何或将如何执行。这道上谕等于把鄂弥达拎到火炉上烤，鄂弥达焦头烂额，埋怨自己当初不谨慎，自己设圈套让自己钻。

    鄂弥达又把陈焘洋找来商量，这回是真商量，问焘官该如何应对。陈焘洋说：“山高皇帝远，坐在北京的皇帝莫非会来广东不成？”一句话将鄂弥达吓得七魂去了八魄：“你在教我欺君？”

    陈焘洋说话很直：“鄂督不想欺君，那就照实禀圣，说从来没卸过炮，连枪也不曾缴过。”

    “焘官，你是教我送死啊？！”

    “瞒也不成，实禀也不成，鄂制宪您自己斟酌办吧。”

    鄂弥达毕竟是宦海宿将，权衡之后，决定既不实禀，也不全瞒，在回命奏折中坦承没有全部拆卸火炮，因为有的红夷大炮和洋船连为一体，拆不下来。鄂弥达在闭着眼睛说瞎话，大炮怎会和洋船连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