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录有上谕的录副被严济舟偷走，致使鄣振骆无旨可遵，无所适从。

    黄埔口主事柯森林，前两天倒是翻出一份海关誊抄的录副奏折，雍正帝朱批：“番船水手确有闭痧者，可离船于荫凉处休憩，以示天朝垂泽怀柔。”柯森林没给鄣振骆看，绿营参将做事太死板，以后很难同他在黄埔共处。夷艄闹事，关吏等着看鄣振骆的笑话，巴不得他滚蛋，换一批好相处的官兵来。

    陈焘洋一时想不起前粤督孔毓珣与雍正帝玩猫腻的往事，倒对另一位粤督鄂弥达拆卸火炮的奏折记忆犹新。鄂弥达自己打自己嘴巴，声音虽响，却没有打在自己脸上。

    缴枪卸炮

    事情要从雍正七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祖秉圭说起。

    祖秉圭出身汉军镶黄旗，雍正初年还是个七品县令，有幸得到雍正帝垂青，雍正五年升任贵州巡抚，同年又改任广西巡抚。祖秉圭少年得志，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结果栽在改土归流上。土民造反，朝廷一贯的策略是剿抚并行、恩威并重，在事情没闹大时“抚策”当先。然而，祖秉圭刚听到苗寨闹事，便在校场放言痛剿。于是苗民纷纷殊死抵抗，引发民变，这时朝廷的“抚策”不管用，只能兴师动众痛剿。

    雍正七年，革去广西巡抚的祖秉圭回来北京家中，削尖脑袋走“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权贵的门子，希望皇上能重新启用他。也巧，广东巡抚兼粤海关监督的杨文乾暴病猝亡，雍正帝钦点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未让他巡抚广东，但品秩仍与巡抚相同。

    祖秉圭做海关正堂的一大诀窍是：竭尽全力操办贡品礼品。贡品是献给皇上的，礼品是送给北京上三旗权贵的。操办贡品礼品，非得依赖十三行商不可，银子不够，就得叫行商垫付。这是一笔糊涂账，行商是关宪的孙子，孙子哪敢三天两头去催爷爷的赊账。就算海关给足额的钱，也会使行商赚不到利润。

    平板玻璃是奢侈品，只能依赖进口。广州的大户趋赶时髦，纷纷给窗户装玻璃，玻璃供不应求。陈焘洋订购了一批平板玻璃，从遥远的英吉利运到广州黄埔港。这事给祖秉圭知道了，他说皇上要给寝宫装玻璃，钱由内务府出。皇上要，谁敢不给？只是陈焘洋这单生意白做了，内务府给的是进货价，假如陈焘洋在广州市面上出手，能赚翻倍的盈利。行商都知道此中的奥妙，所谓皇上要，十有八九皇上连想都没想过，不是内务府的爷想讨好皇上，便是海关正堂想拍皇上的马屁。陈焘洋直性子，喝了一点酒，就在酒楼“操祖宗”。关台大人姓“祖”，陈焘洋操谁，明眼人都知道。祖关台没跟陈焘洋计较，因为以后还得有求十三行商，还要他们继续作奉献。

    显然，祖秉圭做粤海关监督，内务府和雍正帝都很满意。但广东督抚和将军不满意，祖秉圭做粤海关监督，太不照顾广东的利益了。

    海关监督是给皇上办差，皇家利益高于一切。然而，在剩余利益的报效上却有较大的偏差。如果是广东督抚或广州将军兼管粤海关，他们都会适度地关照地方利益。祖秉圭是专职监督，不在地方挂任何职务。上三旗控制了内务府，祖秉圭走门子实际上是拜内务府的阿爷。投桃报李，祖秉圭能不竭诚报效内务府？内务府也把祖秉圭看成“自家人”。

    地方与粤海关的较量始于雍正八年。经过一年的观察，祖秉圭这小子眼里太没有广东的封疆大吏了。是年，满洲正白旗人、曾任贵州布政使的鄂弥达出任广东巡抚。鄂弥达开始谋划将海关控制权夺回到地方手中，秘密收集祖秉圭不轨的证据。祖秉圭一味讨好内务府和皇上的证据万万不可用，这会弄得告状不成，把告状人自己也圈进去。平心而论，祖秉圭还是一位不错的粤海关监督，熟悉关务，处理夷务也很圆融，关税年年增收。他比斗字不识的将军监督，不知要强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