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明言,但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军事化的模式。那个永不会被称呼为佛罗伦萨的南丁格尔小姐曾在克里米亚待了那么久,所以很明白纪律、严厉的命令和训练良好的团队有多重要。当布里奥妮在黑暗中听着仰眠的菲奥娜彻夜的鼾声响起时,她已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小的时候,她去剑桥看望过利昂和塞西莉娅几次,那种生活她很容易想象得出——将很快就要从她的人生中岔离。实习生的生活已开始了,这样过四年,这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作息,她也得过下去,她不想离开,也没有离开的自由。她开始完全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中: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没完没了的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他人的非难。她只是这众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位新人补充进来,而她,不过就是那个标牌上几个抽象的字母而已。这儿不会有校园中的课外辅导,更不会有人为了那些关乎自己智力发展的严格的课程而睡不着觉。她得倒掉便盆,冲洗干净,清扫和擦亮地板,准备可可和浓缩牛肉汁,来回地取东西和搬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闭门反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从早一年入学的实习生那里听说,将来终有一天,她会慢慢地从精明强干中获取快乐。近来,她就初尝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她可以在专人指导下给病员测脉搏和体温,并在治疗卡上标明读数。她也曾在病人的藓斑上涂过龙胆紫,在伤口上抹过乳液,还把铅洗液擦在淤青上。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个服务员,一个下等女佣——还有在空余时间里,一个要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应付考试的不甚聪明的学生而已。没有什么时间可胡思乱想,她觉得很开心。但当每天晚上她穿着睡袍站在楼梯平台上——这通常是她每天的最后一件功课——凝望河对岸的没有光亮的城市的时候,她就记起了笼罩着那一条条街道和病房的惶惶不安,就像那掌控一切的黑暗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从这思绪中拽出来,就连德拉蒙德护士长也不能保护她免遭不安的侵扰。

    每天喝过可可茶之后,熄灯前会有半小时可供女孩子们自己支配,这时候她们总会互相串门子,坐在床上给家人或者情人写信。有人还会因为乡愁而泫然泪下,然后大家就会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说些贴心的话儿。这些在布里奥妮看来都既夸张又荒谬——已经成年的人因为想妈妈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有个女孩子哭个不停,居然说是因为想起了爸爸烟斗的味道。好笑。可是那些安慰别人的女孩子似乎倒非常乐此不疲。在这么腻味的气氛中,布里奥妮有时候也会写几个字寄回家,不外乎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她没有生病,没有不高兴,不需要家里的钱,也绝不会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改变主意,后悔自己的选择。别的女孩子把日常工作和学习情况一一封进信里,来惊吓可爱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感到很自豪呢。这些东西布里奥妮只会写在日记本里,但也不会事无巨细全往上搬。至于妈妈,这些低贱的工作她自是不想让她知道。她要做护士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要为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工作。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她自己的生活知道得越少越好,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除了一长串尚未回答的重来复去的问题外,艾米莉的来信很大篇幅都是讲疏散到她家里的那群人。从伦敦海克尼区来的三个妈妈带着七位孩子被安顿在塔利斯家。其中一位妈妈曾在乡村酒吧出丑露乖,丢尽了颜面,不过现在已不让她上那儿去了。还有一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四英里路去当地小镇的教堂做弥撒。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贝蒂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她恨透了这三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竟在来的头一天早上就说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常上教堂的女人把痰吐在了门厅地板上。还有毛孩儿里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八岁而实则十三岁的男孩——溜进了喷泉里,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