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不满自己的长官在撤退时抛下他们,不满法国佬不战而溃。对报纸上盛赞奇迹般的大撤退和小船的英勇事迹更是批评尖刻。

    “靠,一塌糊涂,”她听他们骂道,“我操他妈的空军!”

    有些人甚至连将军和护士都不分,用药时很不友好,也不配合。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将军,还是护士,都是没头没脑的家伙,只知道发号施令。德拉蒙德护士长来探望了一次后才把他们调教好。

    周六早晨八点,布里奥妮没吃饭就离开了医院,沿着河左岸朝上游走。走到兰贝斯宫门时,三趟公车正好开过。所有的公车站牌现在都是一片空白,说是迷惑侵略者。这倒不是问题,她本来就打算步行的。但事先记住几个街名也没用,所有路标都被拿下或抹去了。她隐约记得先沿河走几英里,再左转,应该是朝南方向。城里的规划图、地图全都被收缴上去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借到一张1926年版的破破烂烂的公交图。图沿着折痕的地方都撕开了,正好是顺着她要走的线路。要打开它,就非得冒弄成碎末的危险。而且给路人的印象也正是她所担心的。报纸上说,德国伞兵化装成护士或护士长潜入城里,混在居民中。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会查地图,或者操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问东问西,却对平常的童谣一无所知。每每想到这些,她就禁不住觉得自己形迹可疑。本以为穿着制服能稳当地通过这些陌生的地方,但事与愿违,现在却愈发像个间谍了。

    她逆着早晨的车流一面走,一面回想着学会的那些歌谣。但能记全的却没有几首。前面有个牛奶工正下车准备调紧马套。走近时,发现他正对着马儿叽里咕噜说话呢。布里奥妮在他背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准备问路,突然想起老哈德曼和他的马套来。如今上了七十岁的人,1880年应该都是她这般岁数吧。那依然是马车的年代——至少在街上都是马车吧。老人们都不希望它逝去。

    她向牛奶工问路时,他倒非常热情,长长地讲了一大通,只是听不大清楚。这人长得很高大,白胡子上渍满烟迹。他的淋巴有问题,说起话来鼻孔里一串嗡嗡声。他挥手示意向左的岔路,要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布里奥妮本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河岸,但走时注意到老人在看着自己,想想不理会他指的路线总有些不礼貌。没准向左的岔路还是条近路呢。

    经历和见闻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常惊讶自己还是那么的笨手笨脚和自惭形秽。一旦脱离集体,一旦独自出去闯荡,她就傻里傻气,六神无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过着封闭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按部就班。她很清楚自己在医院里的低微地位。随着工作上熟练起来,接受任务时也能更好地照程序行事,渐渐地就不再想自己的事了。从在樱草山写完中篇小说的那星期起,她好久没有独立行事了。当时那兴奋劲儿,现在看起来真傻。

    走过桥下,一列火车恰好从头顶驶过。那雷鸣般轰隆轰隆的节奏直钻入她的骨髓中。钢铁擦过钢铁,相互碰撞着,直挺挺的,一大块、一大块阴沉沉地悬在头顶上。一扇莫名其妙的门嵌入砖墙中。锈迹斑斑的支架上钳着生铁铸就的庞大管道,谁也不知输送些什么——如此臃肿庞大的工事该是超人的杰作吧。她只配拖拖地板,扎扎绷带。真能有勇气去走这一趟吗?

    出了桥下,穿过晨光中灰尘蒙蒙的三脚架时,火车已远在郊外,只传来低低的吱嘎声。布里奥妮再次告诉自己,她需要的是勇气。她又经过一处很小的市立公园。公园的网球场上有两个穿法兰绒的男人在来回推球,懒洋洋地为比赛做热身。附近的长椅上坐着两位身着卡其短裙、正在读信的女孩。布里奥妮想起了自己的信,想起那张裹了蜜糖般的回绝人的纸片。值班时,她一直带在身边,放在外衣口袋里,结果第二页上给石炭酸浸出一片螃蟹似的印迹。她无意间觉察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