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平安!

    起初,我并没有悲伤。相反,我倒有点得意洋洋,想急忙把这消息告诉给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来发布这条爆炸性新闻。也许我正在失去自控。这显然太重要了。整个下午我在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劳碌,等我完工时,书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约翰晚上过来看我。我们点了几道中国菜,他们俩对盅碰杯,喝了两瓶摩根酒,而我喝绿茶。听了我对未来的描述,我这两位可爱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们都已是六旬老人,开始自欺欺人地认为七十七岁还仍旧年轻。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着出租车缓缓穿越伦敦时,我别无思绪。我告诉自己,我要发疯了。别让我发疯。可是我又觉得,骗不了自己。也许我只不过是现代诊断学的牺牲品。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说我老了,所以大脑退化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不过是在弥留之际,渐渐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晓了。

    出租车穿过布卢姆斯伯里后街,经过我父亲再婚后住过的房子,经过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下公寓。过了一定年龄的人在穿行整个城市时会思绪万千。故人曾落脚过的地方堆积如山。我们横穿过广场,在那儿,利昂英雄豪迈地照护着他的妻子,然后以惊人的至诚抚养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会令某一位在疾驶的出租车中的乘客浮想联翩。我们沿摄政王园林的内环线抄近路离去。

    车行驶在横跨大河的滑铁卢大桥上。为了领略城市风光,我身体前倾,斜坐在椅子边缘。转过头一看,顺流而下看到圣保罗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帘的是大本钟。它们两者之间,伦敦风光历历在目,一览无遗。我顿感自己身体舒适,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头痛,略感疲惫。尽管形枯容槁,我仍觉得自己风采依旧。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们可能看起来像爬行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异类。然而,再过一两年,我就没有资格作这一番熟悉的断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错乱,就成了异类,成了一群劣种。谁也休想说服我。

    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