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把书给我看看。不，等一等，我什么时候又有兴趣读点什么时，你再给我一本你自己写的书。”

    她请我给她叫咖啡，一会儿显出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一会儿又忽地神采焕发起来，似乎在苦苦思索，得到了些什么结果。

    “哈，”她高兴地喊道，“我现在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狐步舞的事，这些时间我都在想这件事。好了，告诉我，你有没有一间我们间或可以跳一小时舞的房间？房间小没有关系，只要楼下没住人就行，否则我们在上面既得地板嘎吱嘎吱响，他就会上来吵架。那很好，很好！这样你可以在家里学跳舞。”

    “是的，”我怯生生地说，“在家里学更好。不过我想，还得要有音乐。”

    “当然需要音乐。你听着，音乐你可以搞些，花的钱顶多不过请教员教你跳舞的学费。学费你省下了，我自己当教员。这样，我们什么时候跳都有音乐，留声机留在我们这里。”

    “留声机。”

    “是呀。你买这样一个小机器，再买几张舞曲唱片……”

    “太好了，”我喊道，“你真的教会我跳舞，我送你留声机作酬劳。同意吗？”

    这话我说得很爽快，但并不是心里话。我很难想象，在我那堆满书籍的工作室里怎么能放上这样一个我一点不喜欢的机器，对跳舞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我曾想过，我偶尔也可以试着跳一跳，虽然我坚信，我已经太老了，骨头也硬了，学不会了。而现在，一步接一步，事情来得太快太猛烈了，我是个年老、爱挑剔的音乐行家，我不喜欢留声机、爵士乐，不喜欢现代舞曲，我感到我身上的这一切在反抗。现在，要在我的房间里，在诺瓦利斯和让·保罗旁边，在我的思想斗室和避风港里响起美国流行舞曲，要我随着乐曲跳舞，这可是太过分了，人们不能这样要求我。可是，要求我这样做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赫尔米娜，她有权命令我。我服从她。我当然服从。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一家咖啡馆会面。我去的时候，赫尔米娜已经坐在那里喝着茶，微笑着让我看一张报纸，她在那张报上发现了我的名字。那是我家乡出的一张反动的煽动性报纸，经常发表诽谤性文章攻击我。在战争期间，我是反战的，战后我曾著文，提醒人们要冷静，忍耐，要有人性，要进行自我批评，我反对日益猖獗起来的国家主义的煽动。现在，有人又在报上攻击我了，文章写得很蹩脚，一半是编辑自己写的，一半是从接近他的观点的报章杂志上的许多类似文章中抄袭拼凑来的。众所周知，没有人比这些陈旧思想的卫道士写的更坏了，没有人会写得这样卑鄙龌龊，会这样粗制滥造。赫尔米娜读了文章，从中得知，哈里·哈勒尔是害人虫，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只经这种人和这种思想被容忍，青年人被教育成具有伤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不想向不共戴天的死敌报仇作战，那么，这对祖国当然只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这是你吧？”赫尔米娜指着报纸上我的名字问我。“你树敌还不少呢，哈里。你恼火吗？”

    我把这篇文章看了几行，全是些老花招。这些谩骂的话没有一句不是陈词滥调，这些年里听得我耳朵部长了老茧。

    “不，”我说，“我不恼火，我早就习惯了。我几次表示过我的看法。我认为，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在政治‘责任问题’上都不应该浑浑噩噩地沉醉在编造的谎言中，他们都必须在自己身上检查一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延误了什么时机、保留着哪些陈规陋习，从而也对战争的爆发和世界上的其他不幸事件负有一定责任。这也许是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的唯一道路。正是这一点，他们不能宽恕我，因为他们自己一皇帝、将军、大企业家、政治家、报纸——当然是完全无辜的，他们对自己毫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