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时刻，新与旧，痛苦与乐趣，惧怕与欢乐非常奇妙地混杂在一起。我忽而在大上，忽而在地狱里，而大部分时间是既在天上又在地狱里。老哈里和新哈里时而互相激烈争吵，时而又和睦相处。有时，老哈里似乎完全断了气，死了，被埋葬在地下，突然他又在面前，发号施令，专横霸道，什么都比别人高明，新的、矮小而年轻的哈里感到难为情，他沉默不出，被挤到后面。而在另一些时候，年轻的哈里又抓住老哈里的脖子，便指他，两人常常作殊死斗争，常常闹得呻吟声不绝，想起要用刮脸刀了此一生。

    痛苦与幸福常常在一个浪头里向我打过来。比如我第一次公开跳舞以后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走进我的卧室，发现美丽的玛丽亚躺在我的床上，我感到惊奇、诧异、恐慌、喜悦。

    在赫尔米娜让我经受的所有意外中，这是最出乎我意料的一次。因为我丝毫不怀疑，这只极乐岛正是她给我送来的。这天晚上正好是例外，我没有和赫尔米娜在一起，而是在大教堂里听演奏古老的教堂音乐。这是一次美好而忧伤的远足，到我以前的生活中探幽的远足，回到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到理想哈里盘桓过的地区的远足。教堂的哥特式大厅高高的，里面只点着几支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中，精美的网状拱顶像幽灵似地来回晃动；在这里我听了布克斯特荷德、帕赫尔相尔、巴赫和海顿的作品，我又一次走上了我爱走的老路，又听见了曾经是我的朋友的一位演唱巴赫歌曲的女歌唱家的优美声音，以前我多次听过她出色的演唱。这古老音乐的声音及其无限的尊严和圣洁又唤醒了我青年时代所有虔诚、喜悦和热烈的感情，我忧伤而沉思地坐在高高的教堂合唱室里，我在这个高尚的、永恒的世界里作客一个小时，这个世界一度曾是我的故乡。演奏海顿的一首二重奏时，我突然热泪盈眶，我没有等音乐会结束，放弃了与女歌唱家再次见面的机会（噢，以前，听完这样的音乐会后，我曾和艺术家们度过多少兴奋而热烈的夜晚啊，悄悄地从教堂里溜出来，在夜晚静静的胡同里逛荡，走得疲乏不堪。街上有些地方，饭馆里爵士乐队正在演奏我现实生活的旋律。噢，我的生活变得多么灰暗迷乱！

    在这次夜游时，我思考了许久我与音乐的奇异关系，又一次意识到，这种对音乐的既感人又恼人的关系是整个德国精神的命运。在德国精神中主宰一切的是母权，是以音乐主宰一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血缘关系，这在其他国家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从事精神活动的人对此没有勇敢地进行反抗，没有倾听并服从精神、理智和言词，反而却沉醉在没有言词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能叙说不可言状的东西，能描绘无法塑造的东西。从事精神活动的德国人没有尽量忠实可靠地使用他的工具，反而始终反对言语和理智，与音乐眉来眼去。他沉迷在音乐中，沉迷在美妙优雅的音响中，沉迷在美妙的、使人陶醉的感情和情绪中，这种感情和情绪从未被催逼去实现，于是他忘记了履行他的大部分真正的任务。我们这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不熟悉现实，不了解现实，敌视现实，因此，在德国现实中，在我们的历史、政治和公众舆论中，精神的作用小得可怜。诚然，我常常这样思考这个问题，有时感到我有一股强烈渴望去塑造现实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严肃负责地从事某项工作，而不仅仅是研究研究美学和搞搞精神肝的工艺品。而结果却总是放弃这种努力，向命运屈服。将军和重工业家们说得对：我们这些“精神界的人”一事无成，我们是一群可有可无、脱离现实、不负责任的才华横溢、夸夸其谈的人。呸，见鬼去吧！拿起刮脸刀吧！

    我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法，音乐会的余音在耳际回响，心里充满哀伤，充满对生活，对现实，对意义，对不可挽回地永远失去的东西的绝望的渴求，终于回到家里。我登上楼梯，进屋点了灯，想读点什么却又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