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有名无实的教授毫无独立见解，只会提供一些昔日较高级文化的残渣碎屑。如今他们必须像过去年代各种科技行业的工程师们那样严之又严地学会正确研究。他们都必须走一条陡直的艰难道路，必须从事数学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训练以净化和强化他们的感受能力，尤其是必须学会放弃前辈一代代学者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一切利益：轻而易举地迅速获得金钱、荣誉、公众的尊敬，受到报刊的赞美，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女儿联姻，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作家们想的是著作畅销，得诺贝尔奖和美丽的乡村别墅；名医学家想要佩戴勋章和拥有穿号衣的仆人；教授们则想有出自豪门的太太和富丽堂皇的客厅；化学家们追逐工业企业董事会里的要职；哲学家们向往占领副刊阵地，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发表迷人的演讲，不仅获得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还有美女献花。如今这类人物已统统消失不见，也不会再重新出现。

    事实虽然如此，但今天仍有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人把这些人物视为值得羡慕的榜样，然而通往荣誉、财富、地位和奢华之路的，再也不会是经由讲台、研究院和博士论文之途了，诸如此类业已深深沉沦的精神工作行业在世人眼中早已破产。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笃信和忏悔仍然为之献身，也重新赢得了精神阵地。而那些追求荣华富贵的青年才子不得不背弃已经变得无利可图的精神文化，转而寻找其他挣钱多可让自己过舒适生活的职业了。

    倘若我们对一个精神净化后的知识分子可能在国家中获得的位置进行深入探讨，似乎是离题太远了。但是历史经验立即向我们显示，只消有几代人松弛精神训练，也会立即十分严重地损害实际生活。因为一切较高等的职业，都是技术性职业，有能力承担者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必须把护理国家和人民的精神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整个教育事业，渐渐让权于知识分子。而今天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院校，凡是不属罗马教会统辖的，全都在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那类匿名团体的领导之下。

    这些团体中的人士为人也许比较严厉和傲慢，这样便不时遭受舆论的指责，还常常有个别人公然叛变，然而这类团体的领导地位依旧牢不可撼。它的正直，它的舍弃一切利益和好处（除了精神利益），不仅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也保护了人们很久以来便意识到或者预感到的严格训练下的文明的延续。人们懂得或者只是隐约感到：倘若思想不纯净与清醒，倘若精神良知不再受到尊重，那么船舶和车辆很快就会偏离航线和常轨，工程师的滑尺连同银行与交易所的计算数字也就会失去其权威与合法性，随即降临的是一片混乱。人们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才醒悟过来，原来文明的一切表面，一切技术、工业、商业等等，也必须有精神上的道德和正直才行。

    言归正传，那时玻璃球游戏还缺乏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能力，还没有在各个分散的学科中流行。不论是天文学家、希腊文学者、拉丁文学者、经院哲学家，还是音乐学院学生都依照各自游戏的规律从事活动，但是无论哪种学科、哪种规律及其分支，又都归属于同一独特的语言和规律。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醒悟过来而迈出了超越局限的第一步。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主要问题无疑是精神道德因素，形式与技术问题比较次要。超越的办法也许当年也已想到，但是与这类全新的严格道德精神一并存在的还有怕人家骂“无聊”的极端拘谨的畏缩思想，还生怕搅混了各类不同的学科和原则，当然还有一种深切而合理的畏惧，唯恐重犯副刊文字年代浅薄浮华的罪孽。

    终于使人们几乎～下子明白了玻璃球游戏的潜在可能性，因而把游戏带向几近包容万有边缘的，是某一个个人的业绩，这一成就又与音乐密不可分，是音乐促进了游戏的进步。这个人是一位热爱数学的瑞士音乐家，他赋予游戏一种全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