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事音乐才对。”

    音乐大师读信后，显然对这番表白颇感不安，一反极少写信的常态，给克乃西特写了一封长信，作为友谊的忠告。“很好啊，你不想再当玻璃球游戏能手了，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你所认识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的时候，我希望，你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讽刺挖苦。一个只管注意自己能否非常接近‘最深内在意义’的游戏能手或者教师，他大概将会是一个十分糟糕的老师。以我为例，坦白说吧，我一辈子也没有对我的学生说过一个关于音乐‘意义’的字。倘若有过这样的内容，那也是不言而喻而毋需我说的。相反的，我倒经常要他们十分重视正确而优美地计算和演奏八分之一拍和十六分之一拍。无论你是教师、学者或者音乐家，都得尊重‘意义’，但是意义是不可能传授的。从前有许多历史学家败坏了半数的世界历史，就因为他们想在著作中传授‘意义’，他们揭露副刊文字年代就是要人们分担已流鲜血的数量。倘若让我向学生介绍荷马或者希腊悲剧的话，我大概不会试图在心灵上施加影响地对他们说，诗乃是神明的一种显形形式，而将尽力让他们精确认识诗的语言和韵律技巧。教师或者学者的工作是研究技巧，开发流传下来的遗产，维护研究方式方法的纯洁性，而不是去传授那些不可传授的激动人心精神体验——这得留待入选的学生们自己去经历，这也常常使他们成为失败者和受害者。”

    此外，在克乃西特那时的来往信件中，除了上述书信之外，竟无另一处提到玻璃球游戏及其“神秘”含义的地方，要么是他当时写信不多，要么是失落了一部分信件。不管怎么说，他和费罗蒙梯的通信是很好保存下来了，其中所谈几乎全都是有关音乐以及音乐风格方面的问题。

    我们由此看出克乃西特是如何展开自己独特的曲折研究道路的，目的只有一个，对独一无二的一场玻璃球游戏进行精确的追忆分析，要探究出其十分确定的意义。

    为了理解一场游戏的内容，学生们只须几天便可完成这项功课，而用游戏语言来破解，更是只须一刻钟便可读完，但是克乃西特却一年又一年坐在课堂和图书室里，研读弗罗贝格和亚历山大·斯卡拉梯的作品，分析赋格曲和奏鸣曲的结构，复习数学，学习汉语，还从事一种根据浮斯特尔理论推究色彩与音调之间互相关联的声图形体系。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挑选这么崎岖、独特、又特别寂寞的道路呢，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卡斯塔里外面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他的职业选择所决定的）毕竞仍然是玻璃球游戏啊。首先他本可以毫无约束地作为客座学者进入华尔采尔玻璃球游戏者学园的任何一个研究所里专事研究，那样的话，不论做哪一门涉及游戏的专门研究，都会容易得多，他随时可以查询一切个别问题，更可以与同样研究游戏的青年学者一起探讨追求目标，而不必常常等于自愿流放似地独自苦苦奋斗。但是，他依然走他自己的道路。我们揣测，他回避华尔采尔，是因为他不仅想尽力忘却和让别人淡忘自己当年所扮演的著名角色，而且也不愿重蹈覆辙再在玻璃球游戏团体里成为新的类似人物。因为他从那时就预感到自己命定要做领袖和代表人物，所以竭尽全力想挣脱命运的压迫。他早就感觉到责任的沉重，如今面对华尔采尔的同学们尤其感到有压力，他们不断鼓舞他，即使他不断躲避，也不愿放开他。尤其是德格拉里乌斯，他本能地直感到对方愿为自己赴汤蹈火。

    于是，他试图以隐遁和避世之道来对付强迫他抛头露面的命运。我们就是这样揣测他当年的内心状态的。不过，另外还有一种极重要的因素或者动力，在驱使他退避高级玻璃球游戏学校的正常研究规道，而成了一个旁观者月卿是他以往对玻璃球游戏的怀疑所导致的一种不可遏制的研究冲动。毫无疑问，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体验到游戏真正能够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