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更为重要得多的事。克乃四特的许多朋友以及后来的许多学生常常非常羡慕克乃西特，因为他不仅具有一切杰出人物的内在优秀品质和能力，而且也有天生的好运气，总是受到命运的偏爱。比较渺小的人物往往只能够在伟大人物身上看见他们能够见到的东西，而克乃西特的上升途径在旁观者眼中，实实在在是出乎寻常的迅速、光彩夺目，而且似乎全不费劲。那时的人们当然要说他生当其时，是一颗幸运之星。对他的这一“幸运”，我们不拟从理性主义或者道德角度进行分析，也不想说成是外在情况的偶然结果，或者是对他个人品行美德的特殊报酬。幸运既不能从理性，也不能从道德伦理进行解释，幸运在本质上与魔术相近似，是人性阶梯中比较原始和年轻的部分。傻人傻福，这是L大的恩赐和诸神的眷爱，非理性所能分析，当然也不是传记可研究的材料，这是上天的一种象征，越出了研究个人和研究历史的范围。然而，确实也有一些杰出人物似乎一生走运，尽管他们的能力符合他们的任务，而且生逢其时，既不过早，也不过迟。约瑟夫·克乃西特似乎就属于这类幸运儿。综观克乃西特的生平，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是事事如意，给人以福自天降的印象。我们不拟对人们的这类观点加以否定或者抹杀，我们按照理性尺度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以传记方式加以阐释而已，但是，倘若对那些纯粹个人和私人隐私的东西，对于健康和病态的问题，对于生活中感情起伏波动的因素进行无边无际的讨论，那却不是我们的办法，在卡斯塔里也是行不通的。我们深信，上述任何一种传记方法都可能在克乃西特的“幸运”与不幸之间寻求到完美无缺的平衡，但是那不是我们的办法，否则就会导致我们对克乃西特形象和生平历程的歪曲。

    枝蔓少说，言归正题吧。我们刚才说起许多人——不论是熟识他或者仅仅耳闻他事迹的人，全都羡慕克乃西特的好运气。他和本笃会约可布斯神父的关系可以算得上他生平最令人忌羡的事情之一，他在两人关系中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既是受者又是施者，既是被征服者又是征服者，同时既有亲切友谊又有紧密合作关系。克乃西特自己也感觉，从当年在竹林茅舍与老年长老相处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像征服约可布斯神父那样令他内心欣喜。过去没有人让他同时感到又受奖励又受羞唇，又受恩惠又受鞭策。凡是克乃西特后来的得意弟子，几乎人人都可证明他是如何经常以愉悦口吻提起约可布斯神父的。克乃西特从老神父那里学到了当年在卡斯塔里无法学到的东西。他不仅获得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上的概括知识，并进行了具体实践，而且还远远越出纯知识领域，克乃西特体验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一种活生生的生命，而附属于此或曰与此一致的是：让个人和纯私人的生活与历史的变化和升华同步。这是克乃西特从任何单纯历史学家身上所学不到的。约可布斯神父不仅远远超出了单纯学者，不仅是一位先知和智者。他尤其是一位与世界共呼吸同命运的创造世界者。他没有枉用命运替他安排的优越地位，在温暖舒适中度过静思冥想的生活，而是让世界的风暴刮过他学者的书房，让时代的灾难和危机进入自己的心脏，他参与了自己时代的种种事件，为之分担责任和罪责，他从不曾以综览、归纳和阐释古往今来的事件为满足，也不满足于仅仅研究人类的理想观念，他还大量从事了物质与人类互不顺从性的研究。他和一位同行兼对手——一位不久前才去世的耶稣会教士——被人们视为使衰落已久的罗马教廷得以摆脱困境重振外交与道德雄风，以及重建政治势力的两位真正创建者。

    尽管这对师生的对话中很少涉及当代政治——一则是老神父不愿多谈，二则也因为年轻人害怕卷入外交和政治问题——，然而，约可布斯神父的政治地位和大量工作使他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如此透彻，以致他对纷繁世界事务所作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