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害怕；她不理解诸如爱娃。庇隆的那些故事：这位总统夫人亲吻过梅毒和麻风病患者，以证明她与人民共患难。雷伊娜连看一眼患鼻疽病病马的样子都不行，一如马厩里常有的情况那样。

    在十一号珍珠大街街口，报摊上还有几份《日报》。在头版上，就是那篇晚祷仪式的文章，占据了右边上方的专栏。夜班编审突出了她的签字：雷伊娜。雷米丝，配发了一张她的照片，看上去她显得更年轻些，几乎像个少女，温顺的微笑露出了牙床。只有卡马格用手机从阿索特阿。德卡兰萨庄园打电话，才可能下令突出她的名字并且通过那简单的魔术手势就把她变成了当红记者。尽管如此，雷伊娜心想，这意外的成名不能归因于她和卡马格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归功于我自己，归功于我巧妙地揭穿了总统悔罪的把戏。”她并不后悔与卡马格发生的亲密关系，毫无益处。

    她自己也发现了原来以为不可能的快感；但是现在她想：这种感情在点燃的当天夜里就永远熄灭了；她想：对待《日报》社长的最好办法仍然是像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绝对不提任何要求，什么也不要。她确信，继第一篇文章短暂的光荣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光荣来帷，因为她的雄心今后会带领她去任何地方；她自己就是一阵可以升天的强风，但是不用卡马格提携，而是她自己聪明的天使们带领她升天，如同雅各的梦一样（见《1 日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第十节。）。

    面对十一号珍珠大街，雷伊娜感到人们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人们从《日报》封面的大照片上认出了她。她很想重读一遍自己那篇关于修道院的报道，一面在珍珠咖啡馆前某张著名的桌子前品味着果汁；八十年前，博尔赫斯曾经坐在这里学习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1874——1952），阿根廷先锋派著名作家。）的唯心论课程，这位老师认为世界的表象后面没有持久的物质，也没有一个可以感知表象的“我”。七十年代初，“起义者们”（“起义者们”，阿根廷城市游击战组织，成立于1969年，与庇隆主义者合作。1972年转向极“左”

    的立场，主张武装推翻军事独裁政权。）经常在这里聚会，向军警敢死队挑战，在这里撰写地下刊物用的短讯；几位爵士乐手还曾经坐在这里的窗户旁边构思反对独裁政权的歌词。当雷伊娜发现了一张人工树脂的桌子上面还有面包和每天咖啡牛奶留下的肮脏痕迹的时候，她想：那一切都不存在了。消磨上午时光的人们是眼窝发黑的失业职工，他们天不亮就在寥寥无几的办公室前排上了无用的长队；或者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在找什么人能给提供一份临时工作以便弄口饭吃，随便什么事情都行，从海关的跑腿到小百货店里寻找罕见的纽扣。但是，人数最多的还是乞丐。他们像猫一样在椅子下面钻来钻去，猎捕那破碎的面包块，一面躲避着跑堂的怒骂。还是那个十一号的珍珠大街早已经变成了不幸的都会——那位保尔。艾吕雅（保尔- 艾吕雅（1895——1952），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作品大多描写底层人民的痛苦和兄弟情谊。）可能会说。痛苦的首都“，阿根廷变成了一个破碎的国家。苏尔。

    索拉尔（苏尔。索拉尔，阿根廷作家，生平不详。）在这家咖啡馆的桌子上发明了一种实用西班牙语，但是既不能发音又不能拼写，如今这些桌子只用来记录穷人的故事了。就连桌子也不是原来那些桌子了：贵重的木材已经由劣质的塑料和铝合金的支架代替了，由于支架承重能力不够，桌子已经不可救药地倾斜了。给雷伊娜送来的果汁是冰凉的，苍蝇们停留在报纸上，像女读者一样固执。正当她要浏览自己文章的第三段时，此前她瞥了一眼被放到第七版上因西阿尔特写的那篇含含糊糊的文章，她决定还是离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