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有具有各种知识的人，他们要参与某一特定的职业的竞争，总的来说，那些能够适当地使用这些技术知识的人将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而在中央计划社会中，只有一切知识都能应用到中央权威的计算之中，才有可能从已知的技术方法当中作出最恰当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实践中，这些知识必须要凝聚在一个或至多是很少几个实际制定求解方程者的头脑中。简直无须强调，甚至就那些能被严格地称作时刻都“存在”的知识而言，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但是，大量的应用着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以现成的形式出现的“存在状态”。这些知识大多数存在于思考之中，它们使得单个的管理者一旦面对环境中的新情况就能迅速发现新的解决方法。假定这些问题实际上能够用数学方法求得答案，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假定，集中于中央权威手中的知识将包括发现任何技术细节改进的能力。

    在能够实际制定出合适的生产方法以及计算出生产量之前，还必须掌握第三类资料，即关于不同品种和数量的消费品的重要性的资料。在一个消费者能够随其所好自由地花费收入的社会中，这些资料必定采取所有消费品各种数量的完整清单的形式，这些消费品可以在各种可得到的消费品价格的可能组合条件下购买。这些数据必然会具有基于过去的经验对未来时期进行估计的性质。但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知识，况且由于消费者的口味时时发生变化，因而各种商品数量的排列也将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恐怕明确无疑的事实是：只是资料的收集这一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不过，假如这个中央控制的社会的运行和竞争的社会效率相同，并且象它一样把捜集资料的任务分散化，那么这些资料就会呈现出来，让我们暂时假定统计技术上的困难——大多数计划者轻蔑地提到它——实际上可以克服，但是这也不过只是解决主要问题的第一步，一旦搜集到了资料，还需做出与这些资料有关的具体决策。于是，进行这种必要的数学运算工作量的大小将取决于被确定的未知量的数目。未知量的数目又将和应被生产的产品的数目相等。我们已经懂得，必须将所有最终生产者在不同时间所完成的产品看做是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开始生产或继续生产都有既定的时间。到此，我们还说不出这些产品的数目，但是假定在一个相当发达的社会里，产品数量起码要成千上万，这样说并不过分夸张。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连续的时点上，每一个决策都将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来做出，这个任务，用我们目前（1935年）已知的手段，是终身都完成不了的。此外，这些决策不但要连续地制定出来，而且它还要迅速地送到执行这些决策的人手里。

    或许会有人说，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精确程度，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本身也根本达不到这么精确。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显然永远也无法到达由这样的方程系统的求解所描绘的均衡状态，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除非没有任何外在的变化，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指望均衡能够实现。所讨论的有关经济体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如果这种计算是可以做到的，它也确实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重视所有那些小的变化和差异，而这些变化和差异在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中被有意地忽略不计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所有问题的细节做出理性决策；但这些细微的事件累积起来决定着为生产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成功。

    任何一个了解这项任务（解方程）工作量之大的人，都恐怕不会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以综合方程体系为基础的计划体系。实际上那些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有这样的信念，即从一个已知的状态出发（这种状狈假定为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试验和改正错误的方法逐渐适应日常所发生的较小变化。但是，这种建议由于两个基本错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