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马。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猛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族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