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生产丝绸发展，苏州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历史渊源。而若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弥漫在大明帝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奢望。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其许多方面，甚至到了今天，都令人无法不扼腕叹息。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占人口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