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不久，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招待重要臣僚。朱元璋来到徐达面前敬酒，敬酒词曰：“牝鸡司晨，家之不祥。我这杯酒是特意来祝贺你可以免去灭族之祸的。”徐达一头雾水，不知所言何谓。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张氏夫人已经被皇帝派人来杀了。

    朱元璋一生行事，为微小过失杀人，大抵如斯。为什么对胡惟庸偏不如此？须知，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全部远高过胡惟庸。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1371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李善长被朱元璋强迫退休。这一年，李善长五十八岁，从他一口气活到七十七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谓“高龄”一说相当牵强。这位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将那个可能撒欢尥蹶子的胡惟庸扶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许有深意在焉。

    废除宰相制度，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时才临时起意，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

    当年，他使用杨宪诸人开锦衣卫之先河时，曾经很明白地说出，这些人就是他养的几只恶狗，他要放出这些恶狗去替皇家看门、守院、咬人。尽管杨宪当时的表现和胡惟庸一样聪明伶俐，并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他的使命时，还是被朱元璋送上刑场。

    同样，对李善长，朱元璋能够隐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将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拉进胡惟庸奸党案，一举杀掉其全家七十多口人。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权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以往的关键时刻，刘伯温多次为他指出命门所在，他相当了解刘伯温的本事。以他的心细如发和决不容眼睛里揉沙子的性情，应该不会对胡惟庸其人的作为和刘伯温如此清楚的提醒掉以轻心才对。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

    因此，作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特别冒昧：以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功劳、威信与才干，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并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以其撒欢尥蹶子，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则，位高望重的开国宰相李善长尚且可以轻轻搬开，十个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费此周张。

    于是，所谓“胡蓝奸党案”是不是莫须有的冤案，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从现在已经整理发现的资料看，其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情形，只能让人坚信一点，那就是，即便没有发生“胡蓝奸党案”，也会有其他的什么案。如果没有胡惟庸和蓝玉，也会有其他的什么人被拉出来顶缸。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人被装进那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天罗地网。否则，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无法解释圆满。

    朱元璋的心思细密之处还表现在，当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时，他很小心地将李善长和一批武将们摘了出来。原因是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关系亲密，但此时威信尚存，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将他放到了十年之后处置。同时，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