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滔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一百四十一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一百九十二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一千零十三个县。这一千三百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稀里糊涂地被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灭了十族的人物。此是后话。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二千四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最后，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拿来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

    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

    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