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那里终成定制。

    作为一种极端的写作形式，八股文的情形是：考试若以四书出题，则称“四书文”，以三百字为限；若以五经出题，则以五百字满篇。文章写作必须循着法定的格式书写，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式，组成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就像写古体七律、五律诗时，中间四句必须由两两对偶的句子组成一样。全篇共有八股，于是称为八股文。其行文起承转合，层次分明；读来则琅琅上口，煞是整齐美观。故其别称还有比如：制艺、时艺、制义、时文等。

    这套科举程式极其严格，当时的术语叫“功令”，指的就是关于考试的详细规定，为当日学子们所熟悉的程度，应该远在今天的“托福”之上。功令是不能违背的，否则，不但意味着失败，严重者可能还要遭受处罚。这就等于说，跳舞时，不但要手脚戴着镣铐，还要穿上使用刚性材料制作的紧身衣，任你如何天生丽质艳压群芳，管叫你无从花团锦簇。其训练与临场时的艰辛，可以想见一斑。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若有谁严格按照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填写过律诗或词的话，可能能够明白写八股文时的艰辛。若想用那玩意儿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辛苦至极。

    不过，在限制中方能显出高手，否则，奥运会就将成为兴奋剂和乱来的狂欢节，而不是公平竞技的盛会。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八股文能够相当有效地测试出人们的智力与素养水平，并使这种测试具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从而，才在相当长时间里，使诸多家境贫寒却富有才华之士，通过它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为此，将其全然视为垃圾，确有让人颇感踌躇之处。就如诗词格律一样，可以产生李白苏东坡，也可以产生冬烘学究，还可以产生淫词浪曲。全部的要害在于内容而非形式。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国人由宋元时期的世界领先地位，全面落后，以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堕入可笑之境地，以专制暴政程朱理学禁锢民族头脑与心灵为其大端。切齿痛骂八股文，就和憎恨满江红、浪淘沙这些词牌子一样，就算不是找错了对象，至少是不必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因为，那只是一架风车而已。

    然而，以帝国之大，人才之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时常会在近乎不可能时，闪现出一些真正的灵光。

    比如，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记载：有一个叫赵时春的孩子，时年九岁，八股文作得相当漂亮。我们知道，当时的岁数是以虚岁计算的。这位可能刚满八岁的孩子，在县里应试时，被考官怀疑其背后有枪手。于是，将其揪出，当场出题考之。题为“子曰”，令其破题。孩子应声答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借苏轼，暗含“子曰”之意，一时举座皆惊。考官当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赵时春”为题，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为了夸饰其能，将这孩子的岁数缩小了，其破题之巧，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也曾经被人用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因此，无从探究其真实程度，且探究起来的意义有多大，也是疑问。

    张居正作八股文时，题目出自《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天看来，这根本就是废话，当时确是圣贤之言。张居正的破题是：“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于理财的人，懂得真谛，自然会富裕有余。后来，张居正的确用他的治国实践，准确证实了此破题不虚。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朱元璋联诗作对子的故事，可见不是无根传言。帝国风气应是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