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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张居正搏杀高拱
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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