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按理说，有一个锦衣卫，已经差不多足够皇家用了，朱棣何以还要再设立一个东厂？对此，至今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在永乐皇帝朱棣手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诛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这些，再看看那些热烈赞颂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历史著作，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心理变态。同时也就会明白，东厂这样一个机构，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乐年间，该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司礼监则是在朱元璋时代设置的。当时，其职能就如其名称一样，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的。后来，在宣德皇帝时代，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也同样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表里相应的重要机构。

    大明帝国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号称有二十四衙门。而在这些衙门之下，还有遍布首都与全国、很难统计清楚的分支机构和外派机构。据说，到清朝的康熙时代，皇宫中还有明代遗留下来的宦官在执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告诉他的大学士们：“关于明代的知识，你们都是在故纸堆里得到的，而我是在万历时代的太监嘴里知道的。那时，有宫女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司礼监就是这些宦官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余金《熙朝新语》卷4，转引自丁易《明代特务政治》19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内阁发展起来的奥秘在于其票拟权。现在，我们则需知道，司礼监发展起来的奥秘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批红权。

    在理论上讲，内阁的票拟只是为皇帝发布诏令起草的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后，方才具有法定效力，下达执行。宣德皇帝则在正式开办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学习的同时，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并形成制度，成为此后帝国政治的正常决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权力在实践层面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转到了太监手中。之所以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宣德皇帝的个性有关。

    在大明帝国诸帝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宣德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此人天赋极高。难得的是，还兼具了政治才能与艺术天才。有论者认为，他在书、画、诗、词、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当在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之上。除登极之初，其叔叔想仿效其爷爷永乐皇帝朱棣给他找了点儿麻烦、后来被他装进大瓮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的太平天子。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传世的书画作品、让人读不下去从而无从记忆的诗词文章、炉火纯青的宣德炉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声。

    我们的宣德皇帝对斗蟋蟀的喜爱程度，堪称独步古今。

    况钟是进入了我国民间传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担任苏州知府时，曾经接到过皇帝的一份手书密令，命他协助专程前往江南采办蟋蟀的宦官，弄它一千只上好的回来。皇帝相当郁闷地告诉苏州知府，以往弄来的数量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结果，江南蟋蟀价格狂涨，达到了十几两黄金一只，约合几百两白银、几万元人民币。以至于帝国军队中盛传，某某人捕献蟋蟀，可以得到和杀敌立功同样的官职提升云云。

    这位皇帝时常只亲笔批红几本奏章票拟，其余全部授权太监们代理皇帝签批实行。遂成为帝国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病死。结果，他所手创的这套制度，到他儿子正统皇帝时代，便产生了重大后果——培养出了帝国第一位大太监王振，由此，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成为蒙古族骑兵俘虏、南宫复辟、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