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施政举措，譬如：

    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推究起来，这所谓“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恢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相当艰苦卓绝，其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