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是，他不是贩夫走卒者流，辛苦一点儿或许就可以安身立命。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这个国家现在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他所具有的这些素质与挽狂澜于既倒毫不相干，其反作用倒是时时可见，与剪除魏忠贤时的表现实在相去太远。

    从当时的情形看，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即位之初，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很深的惶惑与恐惧之中，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皇帝，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魏忠贤。

    因为，根据帝国的传统，被册封为信王的朱由检，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过任何关于如何做皇帝的训练。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一项极其可怕的罪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对魏忠贤长时间表现得那么客气，那么谦抑。出于躲避伤害、解除恐惧的本能，他把信王府中的老人调进皇宫，环卫在自己身边，这才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越来越惊喜地发现，皇帝的权威原来这么大，几乎是无限的。

    此时，他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充满感激之情，为了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他们作了太多精心而周到的制度安排——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一切。

    因此，一般说来，只要皇帝受过常规的教育，并且生理心理正常、智商不算太低，又不像天启皇帝那样有其他兴趣远远压倒对国家事务的兴趣的话，内外臣子们但凡要想联起手来蒙蔽皇帝、窃弄权柄，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任何一方，如果想要在没有获得皇帝认可的情况下，单独采取哪怕稍微大一点儿的行动，都会发现其中的极度困难，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大明帝国在军事制度上基本沿袭并发展了宋朝的制度，实行了相当彻底的各部分互相钳制平衡的制度。不管多么能征善战的将军，平时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士兵。只有需要时，将军才能凭借皇帝的命令，统帅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去执行任务。任务执行完毕，将军就要交出兵权，立即离开部队。而且，只有当皇帝亲自下令时，各个相互独立、各自只对皇帝负责的机构才会配发给这位将军人员、马匹、武器、粮草、甲仗和一切后勤保障。这使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或五军都督府，想要独立调动一支建制与装备完整的部队，不是相当困难，而是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显然出自皇家安全上的考虑，是崇祯皇帝的最大王牌。

    这种情况，只有在戚继光抗倭之后有过时间上极其短暂、范围上相当有限的变化，此后便一如既往。

    而锦衣卫和东厂，则是分别只对皇帝本人负责、完全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中的秘密警察与特务组织，具有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侦缉、审讯与监狱系统。这是一套完全独立于三法司即国家行政司法体系之外的司法力量。他们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的侦察，并可以将侦察结果直接报告给皇帝本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志，或抓，或杀，或放，没有任何其他政府组织和任何其他人可以阻隔在中间。从历史资料中判断，落进他们手中的人们，除运气极好者外，相当多的人很难完整地脱身出来，除非有人能够改变皇帝的心思。

    这一整套制度，实行了两百多年，已经变成了帝国政治生活中坚不可摧的习惯，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天经地义。手枪加上子弹能够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这种帝国传统便绝对到了什么程度。是故，两百多年间，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与英宗复辟的特例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军事政变、宫廷政变的企图能够成功，甚至使人想都不必去想。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这就是魏忠贤不论多么势焰熏天，也不敢贸然行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年不管玩得多么离谱、多么荒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一句话就可以将权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