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被我军很快攻下了。这次战役的成功，不仅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今后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次解放天津，有很多可供解放其他大城市加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被毛泽东称之为“天津方式”。

    天津解放一个多月之后，在西柏坡举行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下一步解决国民党作战部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形式总结为平津战役中解放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按毛泽东的总结，“天津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但是，如果再仔细一点就会看出，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解放和接管天津这一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步骤和经验，可以供以后解放其他城市时吸取。正因为如此，才会成为一种供今后仿效的一种“天津方式”。

    首先，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对于解放天津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天津解放之后，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就明确说过，是进行了“政治、战术、器材三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有些是有共性的，在每一次大的作战任务之前，都必须进行的。但是，天津之战与过去有些不同，因为天津是我国的大型工商业城市，情况比以往进攻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复杂，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不少准备工作也就是过去没有过的，或是过去不多见的。而这些，却正是今后必须十分重视的。例如：天津城内居住有少数外国人，有外国的企业和房地产，还有租界。攻城部队应当如何对待，就是过去从来未曾遇到过的。

    所以，在准备攻打天津之时的1月5日，刘亚楼特地在研究之后提出了三条意见，并经林彪和谭政报告中央军委，待军委批准之后再通知攻城部队加以执行。这三条意见是：（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过去是否租界，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的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以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中央在研究之后，同意了刘亚楼提出的意见。但是，中央考虑得更多的是天津城中有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应当尽可能保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而敌人又在这些工厂中修了大量工事，作为防守的据点。为此，毛泽东在第二天就给林彪和谭政发来了以下回电：

    （一）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二）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取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毛泽东在发出了上述的电报之后，感到还有尽可能保护学校的问题，因为天津市区内还有南开大学等一大批学校。所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专门交代了如何“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的问题。

    正因为当时从中央到前线对如何既不影响作战，又要注意保护工厂和学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再加之城内地下党也努力进行护厂护校，所以天津解放时，对于工厂和学校都做了尽可能的保护。

    其次，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如何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又一个大问题。由于这时我军在地方党委和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