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总是被那个犹太人占据。

    一路畅通，邓汶不久就已经看得见灯火通明的罗根机场了，但他没有把车开进机场，而是继续沿路前行，跨过不甚宽阔的切尔西河，又行驶了几分钟，最后把车停到了位于Eastern街的一个停车场里，办完了存车手续，他再拖着行李搭上从停车场到机场的免费穿梭巴士，这才到了罗根机场的B号航站楼。

    公司如今挖空心思地算计，力求“聪明”地花好每一分钱，所以连出差的补助政策都做了大调整。以往出差，各种日常开销都是在一定标准范围内实报实销，现在改成了“包干制”，每人每天六十美元，机票和酒店费用都由公司直接付给一家长期合作的旅行社来代理，而其他一切费用就都包在这每天六十美元里面，花多花少就全看个人是否“聪明”了。离机场一英里以外的停车场，要比机场里哪怕是最便宜的经济型停车区都可以每天节省三美元，邓汶不会不在乎这每天三美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这些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正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聪明。他想，中国人的节省，是从自己身上省下来的，所以叫勤俭；而犹太人的节省，是从别人身上省下来的，所以叫吝啬，看来这就是中国式聪明与犹太式聪明所不同之处吧。

    邓汶没有需要托运的行李，很快便在自助终端前面办好了登机手续，然后随着人流缓慢地通过了安检，拖着拉杆箱和电脑包沿着走廊走了一阵才走到自己的登机口。邓汶到得早，登机口附近的几排皮椅上只坐了十几个人，看样子都是商务旅客，没有拖儿带女的。这些乘客大多人手一册地都在看书，只有几个人例外，他们在摆弄着手里的PDA或是笔记本电脑，察看自己的日程或是收发电子邮件，邓汶想了想是否也该把自己的Blackberry掏出来查查有没有新邮件，但还是决定让自己休息一下，便走到离落地窗最近的一排皮椅前，挑了个皮面还算平整的位子坐了下来。

    邓汶把双腿伸直，双脚放在落地窗矮矮的底座上，两臂张开，搭在旁边的皮椅靠背上，懒洋洋地望着窗外，感觉很惬意。才六点多，天还没有大亮，停机坪主要还是靠灯光照明，一辆电瓶车拖着长长的行李车开到停靠在廊桥位置的飞机旁边，无论寒暑都习惯穿短裤的搬运工开始往飞机底部的货舱里装行李，这景象让邓汶感到很熟悉，甚至有些亲切，这几年在美国飞来飞去，罗根机场快赶上他的半个家了。忽然，邓汶意识到，在罗根机场的几个航站楼中，除了他眼下所在的B楼之外，他对A航站楼以及日后将合二为一的C、D两个小航站楼也都很熟悉，而惟有那个主要用于国际航线的E航站楼他还从来没去过。波士顿，这座他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居然是他这个中国人有生以来住得最久的地方。

    一架刚降落的飞机缓缓停靠在旁边的一个廊桥，稍后一群乘客从登机口鱼贯而出，邓汶仿佛在人群里看到了十多年前初到波士顿时的自己。那是在盛夏8月里的一天，邓汶刚从北京的大学毕业，便到美国读硕士，护照上贴着的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美国签证倒比他刚到手的本科文凭更让他兴奋，邓汶攥着护照，怀里贴身揣着伍千美元，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底特律，再转机到了波士顿。一年以后，廖晓萍也来了，两个人“夫妻双双把书念”，念完硕士念博士，念完博士就留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助手，给导师当“长工”，可是没多久，导师搞不到新项目，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养不起“长工”了，邓汶和廖晓萍便出来找工作，他俩运气不错，邓汶先找到了目前所在的这家公司，如今也算是个骨干和头目了，负责软件开发和测试工程，廖晓萍不久也有了工作，在一家网络公司做技术支持，两人苦熬多年总算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家中惟一的美国公民是五岁的女儿。

    邓汶一直没回过中国，也没去过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