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如何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就在我军日夜向东北前进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14日由外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除规定了苏联将在东北地区的大连港、旅顺港、中长铁路等问题上保持若干特权之外，苏联将在日本投降之后三个月从东北撤军，将东北交还给中国政府，亦即国民党政府。这个条约，国民党政府立即就向全国公布了。正是鉴于这个条约，我党中央才在向全党的指示中提出了上述的一些具体办法。因为我党中央已经估计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然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做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由于中苏条约也明白规定了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在三个月中，国民党政府绝不可能全部控制东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三个月中控制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热河和察哈尔不在东三省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央指出：

    “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

    虽然我党对当时中苏之间在东北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若干估计，提出了若干办法，但双方的矛盾总是要出现的，肯定是要进行谈判的。

    我党中央对于苏联方面对我党在东北活动所表示的最早态度，是从山东方面获得的。8月下旬，山东军区的胶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从海上前往辽东半岛，在庄河登陆后，前往大连同当地苏军作了接触，大连的苏军负责人说：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他们不干预，在城市里的非武装活动他们也不干预。山东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在9月11日给山东军区发出指示，要他们马上抽调12个团，由萧华指挥，经海上进入东北，用东北义勇军等名义活动，在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可是，在沈阳所发生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9月5日，我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经过与苏军谈判之后，进入了沈阳市区。这是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以后14年来第一次见到从内地来的中国军队，故而受到了东北人民“喜迎王师”的极为热情的欢迎。我先遣纵队趁机组织了临时人民政府，由焦若愚任市长；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又放手扩大部队，不到10天，就从进沈阳时的不到一千人发展为两万人。他们又利用苏军让他们看守日军军火仓库的机会，搬出了3万多支枪来武装部队。在这种基础上，我军以沈阳人民政府和沈阳卫戍区的名义着手恢复秩序，镇压汉奸，还向外去接收其他地区。这一下，苏联方面不同意了，说大城市只能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我军立即退出沈阳。我军当然不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驻东北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受了周保中的建议，决定派人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

    1945年9月15日，一架事先未做任何通知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飞机场。从上面走下来的是当时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还有一位翻译。中共中央接待了这位客人，由朱德总司令和苏军代表进行了谈话。贝鲁罗索夫只是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四点声明，其中心就是要我军退出苏军占领地区，待苏军退出东北之后，中国军人如何进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15日下午到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详细汇报。根据曾克林的汇报，和贝鲁罗索夫所转达的声明，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做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