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夏天，为是否打长春，如何打长春，东北局的林彪、罗荣桓等领导人和中央曾有过一场讨论。5月29日，东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对长春“久困长围”方略。报告说：

    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可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费时须长时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而敌仍能保持半个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此种结果，对我甚为不利。……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见，并对上述意见提了不少问题。

    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对付长春可能采取的三种方案：一是进攻，但是无把握；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主力南下北宁线，但是敌人可能突围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实行长期的围城打援。他们的主张当然是第三种方案。

    当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之后回头再来看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领导人的上述意见，的确显得过于小心、过于谨慎。这种小心和谨慎是由于两次四平之战和5月间与长春守敌的一仗血的教训给他们所带来的（5月下旬，东野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只攻占了大房身机场和城外几个据点，未能攻克长春的坚固工事，虽然消灭了5000多名敌人，自己也伤亡了2000多人）。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在已经吃了几次亏之后，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让部队受太大的损失，这种态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于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坚战的把握与信心，是在锦州战役的实践之后才完全树立起来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泽东当时来往电报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在对大局的观察、判断和把握上，毛泽东是要比林彪高出一头。不过，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正是出于对东北局领导人的上述思想活动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虽然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还是在6月7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于是，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就成为由东北局提出、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决策。

    决策既定，就得坚决实施。东北野战军为了便于指挥北满的战事，在1948年4月组建了前方第一指挥所（8月24日改称为第一兵团），以萧劲光为司令员，萧华为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为参谋长。6月，东野总部决定由第一指挥所具体执行长春的围城任务，第一指挥所对外就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围城指挥所。围城部队原来是以一纵和六纵为主，6月份以后，东野总部将一纵和六纵的两个师撤下来休整（后来一纵去了沈阳地区，六纵去了北宁线打锦州），而以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六纵的十八师、独立六师、七师、八师、九师、十师和一个炮团，总共约14万人组成围城部队（辽沈决战开始后，围城部队完全由十一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担任），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按东野总部“要使长春成为一座死城”的命令，对长春进行了全方位的严密包围封锁。在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共同发布的指示中，对于封锁长春的具体部署是：

    （一）划长市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区内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必须通行者由各县政府制造通行证用居留证发给人民（军队人员外出者由团部发通行证），以便凭证检查。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