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长春市长尚传道。尚传道一看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事。尚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案总得有一个办法来执行。想来想去，最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制定和发布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要点是：所有人家的粮食只能留自家所吃粮食到9月底，多余的必须一半卖作军粮，一半在市场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实施；所有买卖粮食均必须按照政府所议定的价格，不准抬价；若有违反者从严惩治，直至处以极刑。上述办法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效果，刚开始还有一点粮食出售，没有不卖高价的；当没有粮食出售时，上述办法更是等于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无粮可售了。

    这里还有一个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问题，在当时城内已无什么商业流通可言，“买卖”这一概念严格来说已经变形或者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所谓买卖实际上就只是想方设法买粮，在粮价已由几元一斤变为一亿元一斤的时候，原来的纸币已经失去了任何作用。郑洞国无奈，就在城中由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一种“本票”，票额从起初的几十万一张一直涨到几百亿一张，最高时的粮价是本票三亿元。谁能有这种本票呢？老百姓当然没有，只有发行本票的军队和政府才有。所以这段时间在长春城内实际上是军队和政府用他们自己印刷发行的一张纸去掠夺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实权者甚至在这时大发横财。据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的国民党统治区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成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据我所知，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

    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当无法买粮时，首先是军队开始抢粮。凡是见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粮就抢，甚至于见到家中冒烟就去抢，弄得穷苦人家有一点粮也不敢举炊。这时，国民党空军对城中的投粮一天最多也只有9架次，城中各军队之间为抢到空投粮食而相互斗殴的情况天天发生，有的部队是每天都用大锅把水烧开，一抢到空投粮食就倒进锅里，以防别的军队来抢走。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就开始吃各种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后吃草根、树皮、树叶，以至见到地上的树叶也会发生争抢。在长春城中，一捆钞票只能换到一捆青草，一个大饼可以换来一个大姑娘。除了无粮，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后把柏油马路上的沥青都挖来做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因饥饿而死者逐渐出现，逐渐增多，乃至出现了卖人肉的事件发生。

    当长春城中的饥饿日益严重时的7月下旬，郑洞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坚守长春，同时要他从8月1日开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驱民出城，用仅有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在分明知道我东野大军早已把长春团团围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就是只要长春不要长春人，就是把饥民往我军的枪口之下赶。这是蒋介石在进一步“杀民养兵”。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缓和城中生活的困难，郑洞国命令部下采取各种办法将居民驱逐出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