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活下来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进攻，郑洞国直到长春城破时都还控制了一大批军粮，以备在最后关头时让军队作战。所以，城中的军人有不少饿得发病、水肿，但没有饿死的。在所有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有关记述中，一致承认当时没饿死过一个军人），大批的老百姓却饿死了。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杀民养兵政策的结果》，文中说：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按：尚传道回忆的上述两个数字可能不很准确，我军在长春解放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是1.3万多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郑洞国在晚年回忆一生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