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全力支持六十军起义）。由于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较好，暂编五十二师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随同起义（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儿在败退时与蒋军失散，我军在防区中找到之后，通过我地下组织将李的妻儿送入长春。这事给李家的震动颇大，李泰然曾几次给我军送出军事情报，还表示争取早日反正。在这关键时刻，李泰然在五十二师起义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六十军起义是三个师的全部行动（只有一个军参谋长徐树民，因为是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特务，所以在起义之前就被曾泽生抓了起来，连同本是军统特务的暂编五十二师师长、团长等数人，都被曾泽生派武装押送交给了我围城指挥所）。为了最后一次争取郑洞国和李鸿，曾泽生在16日晚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这封信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军队中若干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一份宣言。信中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伪劣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郑洞国和李鸿未能接受忠言，拒绝起义。但是，郑洞国并未采取任何反对或以武力加以阻止的行动，只是在明知无效的情况下派了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三人前来劝阻，走了一个表示他不同意起义的过场。新七军也未采取敌对行动，而派来两名副师长表示既不参加但也不阻止起义，只希望双方不要发生冲突。这一事实说明，郑洞国和李鸿内心已经十分矛盾了，动摇了。

    10月17日，在我方联络员刘浩的陪同下，曾泽生出城见到了我围城前线指挥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对有关事项做了具体安排。当天夜里，六十军的2.6万多名官兵就开出了长春城，到九台地区休整。

    六十军的原有防地全部由我军独立六师和八师入城接防。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这在解放战争中是继吴化文在济南率一个整编师的起义之后第一次整个军的起义，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次起义，不仅受到了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震动了全国。六十军的起义使国民党军队“固守长春”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使新七军被迫投诚，使长春迅速得以和平解放，而且使东北战局发生了对我军十分有利的变化，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月2日，六十军全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走进了人民革命的队伍。曾泽生仍然担任军长，白肇学和陇耀仍然担任师长，只是更换了暂编五十二师的指挥员（以原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任师长）。在经过政治整训之后，这支军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1949年南下入关，参加了鄂西战役和解放四川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两次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