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又由于原来开往海州的一零零军归还七兵团建制，黄百韬兵团一下子就成了5个军，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迅速转移这些部队就相当困难。而这时黄百韬已经察觉到北边的我华东野战军正在向南边压过来，他必须按徐州军事会议的部署尽快向西移动，渡过运河。所以这时黄百韬对顾祝同的部署极为不满，大发牢骚，并对李延年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黄百韬所以有如此牢骚不足为怪，因为突然要让5个军迅速转移的确困难。还有一点是，黄百韬早就看到了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不妥，他曾向刘峙提过两条建议：

    （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和苏北的3个纵队夹击职部（按：“职部”是旧时的谦称，就是我部）。而刘伯承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按：“钧部”是旧时的尊称，就是你部、贵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

    （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结合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

    应当说，黄百韬的上述分析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意见犹如石沉大海，刘峙没有任何回音，更不说有任何行动。直到现在才叫转移集中，已经为时太晚了。

    按照黄百韬原来的命令，七兵团应当在11月6日出动。由于要等李延年，又只好向后推迟一天，在7日出动。6日晚上，黄百韬在新安镇的兵团司令部中对他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说了不少心里话。由于我华野派出的四个化装进入新安镇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所以黄百韬已经知道华野3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他的七兵团是首当其冲，而此时顾祝同和刘峙给他的命令却是向西移动，因此，“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时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他要李以劻第二天一早尽快离开新安镇，去向刘峙说明情况，“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他还要李以劻向蒋介石转告：“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他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应当说，黄百韬这时还是相当清醒的，他已经明白自己的下场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得承认，黄百韬的牢骚满腹和忧心如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可以说一件看来不大，但对于黄百韬不久的全军覆没却有着不小关系的事：按照顾祝同在徐州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第九绥靖区立即撤销，所属的四十四军西撤，交给黄百韬指挥。这本来是重要的军事机密，可是，由于刘峙的贪得无厌，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竟然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海州开设的几家盐店。他怕这几家盐店撤晚了要受损失，就让司令部的机要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海州为他管理盐店的经纪人唐某。唐某一方面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一方面又告诉了他商场中的朋友。朋友再传朋友，熟人再传熟人，于是海州和连云港立即大乱，纷纷出逃。而这时，身为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还未看到命令他撤退的电报。当第九绥靖区和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时，无数的商人、财主、公务人员、乡绅等拖家带口的队伍乘着牛车马车，带着箱包担笼，早已挤满道路，大大延缓了四十四军西撤的速度，特别是在过桥时，更加拥挤不堪。这一情况，不仅使黄百韬为了等待第九绥靖区人员和四十四军而推迟了西撤的出发时间，更影响了整个黄百韬兵团西撤的速度。而这时，时间对黄百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黄百韬所以会被我军迅速包围以至全歼，他西撤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