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真想窘这医生一次，要把女人来此第一天，我同医生在船上说到关于女人的话重新说说，让他在女人面前唤起一点回忆，红一阵脸。

    十个星期后医生从北平把用高丽发笺印红花的结婚喜帖寄给我，附上了一封长长的信，说到许多我早已清清楚楚的事情，那种信上字里行间充满了值得回忆的最诚实的友谊。结末却说，“那个说女人同教徒坏话的医生，想不到自己要受那么一种幸福来惩罚自己。”我有点生气，因为这两个人还不明白我早已看得十分清楚，还以为这时来告我，对于我是一种诚实的信托与感谢！我当时把我那五十多页的日记全寄去了，我让他两个人知道我不是书呆子，我处处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却完全不知道。

    只是十六个月，这件事就只剩下一个影子保留在我一个人记忆上了。我现在还只那么尽想象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很严肃的来写一本《黄人之出路》。为了如何就可以把某一些人软弱无力的生活观念改造，如何去输入一个新的强硬结实的人生观到较年青一点的朋友心胸中去，问题太杂，怯于下笔，不能动手了。那些人平时不说什么，不想什么，不写什么，很短的时间里，在沉默中做出来的事，产生出的结果，从我看来总常常是一个哑谜，一种奇迹。

    在我记忆里，这些朋友用生活造成的奇迹越来越多了。

    一

    九三二年，青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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