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男女同学。以为学校是为男子办的，女子要读书，另有女学校可进。这种主张同时得到有势力的当局支持，所以学生想反对无从反对。五四运动过了几年，风气也略转了一点，这学校因为不开放女禁，且更为多数人拥护了。关于这一点看来似乎无多大关系的事情，无形中倒造就了一些年青人此后的命运。因为年青人在身心刚发育到对女人特别感觉行动惊奇和肉体诱惑时，在学校无机会实证这种需要。欲望被压抑扭曲，神经质的青年群中，就很出了几个作家，多血质的青年群中，就很出了几个革命者。

    这种作家和革命者尚未露头角时，大多数是在学校那两个特别组织里活动的。

    小阮自从离开他的学校，当真就跑到上海，恰如当时许多青年一样，改了一个名字，住在一个小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再写挂号信给乡下收租过日子的老父亲，催款接济。且以为自己作的是人类最神圣最光荣事业的起始，钱不能按时照数寄来，父亲不认识他的伟大，便在信上说出一些老人看来认为荒唐胡涂的话语。父亲断定儿子个过激派，所指望的款当然不会寄来了。然而此外亲戚和朋友，多少尚有点办法。亲戚方面走了绝路，朋友却在一种共同机会上，得到共同维持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有“同志”互助。物质上虽十分艰窘，精神上倒很壮旺。没有钱，就用空气和幻想支持生活，且好象居然可以如此继续支持下去。到后来自然又承受机会所给他的那一分，或成龙，或成蛇，或左，或右，或关入牢狱，或回家为祖宗接婚养儿子，在乡下做小绅士。

    世界恰如老更夫说的在“变”，小阮不知如何一来，得到一个朋友的帮助，居然到了日本，且考进一个专门学校念书了。学的是一般人要学的，政治。家中一方面虽断绝了联系，照规矩在国内外大学读书时，都可以得到本族公款的补助。小阮用证件证实了他的地位，取得那种权利一年。可是本人在日本不到半年，北伐军队已克服了武汉。这消息对他不是个坏消息。既然工作过来的人，回国当然有出路，他回了国。搭江轮上行到汉口，找那母校训育主任，因为训育主任那时已是党内要人。出路不久就得到了，汉口市特别党部党委。在职务上他当然作的有声有色，开会发言时态度加倍的热诚，使同志感觉到他富于战斗性。他嘲笑保守，轻视妥协，用往日在学校在上海两地方生活的方式，从一个新环境里发展下去。

    计划打倒这个，清除那个。一面还写信给那个考入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大阮，表示他在新事业上的成功和自信。写信给家乡族中公积金保管人，主张保管人应当有年青人参加，改善补助金的办法。写信给家中父亲，要他寄钱，简简单单，要他赶快寄钱。清党事变发生时，他差一点点送掉性命。很幸运他逃出了那个人血搅成的政治漩涡，下行到九江，随同一部分实力派过南昌，参加南昌的暴动。失败后又过广州，作了些无可稽考的工作。不久广州事变，他又露了面。广州大暴动与第×方面军不合作又失败了，工运老总（也就是那个训育主任）坐了机器脚车到总工会去开会，在总工会门前被人用机关枪打掉了。到会三百五十个干部，除少数因事不克参加的侥幸逃脱外，将近三百二十个青年，全被拘留在一个戏院里，听候发落。当时市区正发生剧烈混战，一时难决定胜负。各处有巷战，各处有房子被焚烧。年青人的屠杀更在一种疯狂和报复行为中大规模举行。拘押在戏院里的小阮胸有成竹，打算又打算：老总已倒下完了，这混战继续下去，即或一两天我们方面会转败为胜，可望夺回市中心区，在转移之间，被扣住的一群，还是不免同归于荆与其坐以待毙，倒还是找机会冒险跑路，这么办总还可望死里逃生。

    其时戏院门前已用铁丝网围上，并且各处都安放着机关枪，但近于奇迹似的，小阮和另外两个同伴，居然在晚上从窗口翻到另外一个人家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