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应当这时倒一杯水也不去倒了。我看远处，远处据说是上海第一高楼的圣母院路的大厦的尖，那里有矗起的大起重机，缓缓的从斜卧中转成桅子样直立——好象我在极力逃避现实。

    “不要紧，昨夜一吐，倒象很好了。”母亲因为知道我心中难过，把血吐过以后，还说这样的话。

    我先是生了气似的不说话。到后，我说话了。如同人相骂，“这怎么行？无论如何我得请医生来。”

    “那是蠢事。”

    “蠢事也得作，不然这血……”

    “不要紧，我自己还不清楚么？那些人就只晓得要钱！”

    “没有办法，钱总得出。”

    “出了钱也还是咳。钱不是没出过，你看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不做声了，母亲的固持有因。

    在往日，医生是真来过了，五块钱，或者十块钱，人来了，从皮包中把听诊筒取出，听听各部分，抿着嘴想了一下，不作声，取出一方白纸来，写上一个处方，处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医生地址与电话号码以外，还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药房配药那类话。再问问，“不怕么？”就仿佛以为这问话很蠢那种神气，对我望望，过十秒钟，才似乎这也得答应一句话才对，就说，“到莫干山去”，或者说，“庐山空气好”，“西湖不行”，“上海也无妨”那一类使我想用脚把他踢下楼的话。医生一来我就也象害了玻医生一走我的病也好了。

    母亲反对医生理由我是明白的，第一是上海医生讨厌，第二是怕医生说得危险反而无办法，第三是钱。

    虽然说，好歹得把医生请来看一次，其实我比母亲还清楚，没有钱，这事办不到。医生一来至少要十块钱，手边多有十块钱作火食，母亲病在这方面就有获得恢复的希望，不必医生了。

    “因为病，才感到穷的痛切。”我那样想时还不敢望我母亲的脸。

    “没有钱，血只好尽它吐了。”大约母亲也正这样想到。我抬起头来，我们互相望着作一种苦笑，于是母亲仍然闭目小睡，我坐下了。预备作工找钱，有了钱一切或者好办，没有钱，说这样那样全是空话，无裨于实际，徒然引起这一家人伤心而已。

    我忽乘早凉写五千字，睡到地板上的妹妹醒了。妹妹以为母亲没有醒，就轻轻的告诉我，母亲晚上血吐得特别多，一晚上不能睡，要想办法才好。

    她只要我想法，却不知道我能从什么地方去想办法。

    告她，我们目下情形同去年在北平一样，暑假中，书无销路，版税不能拿。新稿纵有人愿出钱买，也写不出，真是绝境了。

    她没有象去年母亲病危时坚持说母亲一定要进医院才行，人长大了，知道我没有用处，能原谅我了，就悄然拿了满是鲜血的痰盂到楼下去倒。听到那一步一步下楼梯的声音，又听到抽水声音，我没有别的感想，坐到桌边想结构，我在做文章。

    母亲还在咳嗽。

    想到一点故事，好象写出来决不至于被同我作交易的编辑们退还，同时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亲一咳更不能写下了。仍然同她说话，我先说，就问她，“妈，吃亏吗？”

    “没有。”

    “怎么样？想吃点什么？”

    “我想回家去。”

    这是她近日常说的一句话，我照例不加意见。她还有话说，“乘我能支持，八月就回去。”

    能够回去自然也好。

    我不做声，母亲就把这理由补足。她怕人快要死了，在上海没有办法，无埋葬地方。老年人见事太多，于生死事本来看得分明，她一定要回去的理由，不是埋骨，却是担心我们对于这件事感到束手。她知道我没有方法弄一笔钱来办这件大事，且不愿意我在这事上多负一些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