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顾了费马大定理的历史，和三百多年来数学界攻克费马大定理的灿烂历程。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些数学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并结束于abc猜想。幻灯最后定格在一组巨大的数字上，阳光大厅里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在其后的交流时间中，北大数学院03级直博生刘琦问怀尔斯教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耗时达七八年之久的研究课题。怀尔斯回答：“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选择了我。”

    1995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袁喜利今天偶然来到母校，便碰到这次演讲。他兴奋地站在座位旁边听完演讲，深有感触地说：“这种不求实用，全身心投入理论研究的数学家，目前在我们国内太少了。”

    安德鲁·怀尔斯的治学经历令北大的同行感叹不已。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丁伟岳院士说：“怀尔斯教授用七年时间专门攻克一个难题，如今已很少有人耐得住这种寂寞了。许多人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大家应该向安德鲁·怀尔斯学习。”数学院副院长刘化荣说得更直白：“他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些数学家则对我们的科研体制提出质疑。姜伯驹说：“在中国，即使有人有破解费马大定理的智慧，恐怕也不一定能成功。如今大家都忙于应付评估，必须出一些短平快的成果，许多精力、智慧都被浪费了。”

    “三百年的难题，七年的投入，对我们来说，光是评估就把时间占没了。”北大数学院文兰院士说。

    “像安德鲁·怀尔斯这样，七年潜心研究一个问题，这七年的时间里不出成果，不发表论文，要在中国，早就没工资，没津贴，没经费了。”张恭庆补充道。

    “归根到底，还是科技体制需要改革的问题。”张继平一言以蔽之。

    8月31日上午，安德鲁·怀尔斯又在北大数学院做了一次专题学术报告。在不到百人的教室里，安德鲁·怀尔斯与中国数学界的同行交流着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听懂的语言。

    数学家的研究课题离人们的理解能力越来越远，但安德鲁·怀尔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相反他倒觉得自己研究的费马大定理是数学领域中少有的广为人知的问题，包括许多外行都感兴趣。要知道有许多数学问题，想对同行解释清楚、使他们感兴趣都不容易，但是费马大定理就好多了。

    其他数学家也并不觉得孤独，尽管他们研究的课题比费马大定理更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同样觉得充实，并享受着研究这些问题的快乐。“好比一个挖煤工，他在工作的时候会感到孤独吗？”张继平反问我。

    9月1日，安德鲁·怀尔斯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该奖同样是为表彰他对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是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张继平评价安德鲁·怀尔斯的中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