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对他忠心耿耿，而他对这些朋友更是肝胆相照，一生不渝；因此，彼此之间紧密的织成了网，团结成了一股庞大的力量；当然，从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上更可以看出他个性上过人的长处；其一，一个有着英雄气度的人，他随时随地会流露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气质来，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受到他的影响，跟着他共进退；其二，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须先组织一个团结的力量出来，而人在事业成功之前，并没有利害可图之际，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纯洁的情谊全是因“诚”与“义”而凝结，因此，一个真正能成大事的人，本身的性格上必然就包含了这与朋友肝胆相照的长处。

    因此，一番英雄事业的形成，其来自于先天和后天的双重因素虽然不完全一样；可是，一个英雄，一位领袖，却必然有着共通的先天气质，那就是广阔的胸襟气度、坚强勇敢、不畏困难、不怕失败的毅力和令人折服的真性情。

    而存在于后天的因素则不外乎见识和抱负——一个人唯独有远大、深刻的见识才能够洞悉自己所处身的时代的真义，一切的优劣、潮流及远景；从而寻找出自己在这个时代中所应担负的使命；努尔哈赤所处身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明朝末年，而他自己所属的女真一族则自所建的金国亡于蒙古之后，两百多年间，退化成原始部落的型态，分裂成诸多小部，彼此互相攻伐，再加上明朝对女真采取分化、牵制的政策，使得女真各部间的倾轧更为激烈，因而民不聊生；努尔哈赤清楚的体认到这一点，从而在基本上解决存在于女真族之间的问题，透过武力与通婚的双重方法，他成功的统一了女真各部，也和蒙古各部结为姻娅，从而使整个塞外团结成一个战斗力超强的实体；而这由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女真由弱转强的演变，努尔哈赤的真知灼见正是扭转乾坤的最重要因素。

    “能盱衡时局，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加以确实掌握的人就是主宰时代的人。”——做为一个创造了时代的人，这一深层的智慧就是他成功的一大关键！

    而且，努尔哈赤尽管从小生长在文明程度落后到尚无文字的女真部落，没有读书受教的机会，长大成人后才靠着自修而略通文墨，并非“学富五车”之士，但他却以先天优异的禀赋和少小离家自立而多得阅历的机会，养成了高于常人的思考力、洞察力和判断力，每次战争，他都能发挥这些长处，研拟、规画出克敌制胜的谋略，甚至发明种种因应敌军条件的攻城器具、作战方法来。

    在政治上，他也展现出过人的才能来，所制定的“八旗制度”以及各种官制，完善而实用；在经济上，他重视贸易，铸造钱币，制定文字，发展文教——奠立一个国家基础的各项要素，便如缔创奇迹般的逐一完成了。

    此外，努尔哈赤还有一项更足以令人深思、师法的特别的能力，那便是选择、等待时机的能力，以及时机未到时，超人般的忍耐能力。

    起兵之初，他因为力量薄弱，自知如果与明朝发生冲突，便将落得“鸡蛋碰石头”的下场，便处处隐忍，敷衍明朝的边吏；明知真正的仇敌是明朝，却不声张，而只对尼堪外兰寻仇；而且数度入贡，佯作恭敬，以维持关系；直到自己的力量已达足够与明朝抗衡的三十五年后，才正式以“七大恨”告天，对明宣战。

    建国大业是千万年之基，区区三十五年又算什么呢？努尔哈赤当然能等。

    吞并扈伦四部的过程更是一个明确的例证——光只乌拉一部，就费时二十年，而他也藉此提出至理明言：“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

    不逞匹夫之勇，不躁进，选择正确的时机——建国是长时期努力的大业，消灭他国，也是长时期努力的大业，必须循序渐进！

    努尔哈赤也许没有读过苏轼《留侯论》中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