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出现在镁光灯的中央接受人们的簇拥和祝贺，而此刻却在大洋的彼岸独自黯然神伤。

    造成决裂的导火线，是位于宁波的罗孚项目被理所当然地终止。当时，土地拆迁已经完成，办公大楼也开始启用，四辆被罗孚改良过的样车已基本完成，新车型正在日内瓦展出，发动机的改良正在进行中，严格按协议办事的罗孚已经把所有生产设备清单移交中方。当苏强以“立项有误”为理由，告知罗孚和宁波方面的时候，他面对惊诧无比的眼光，回答不出一个解释的理由。为了终止合同，华晨赔付2亿多人民币。

    仰融与政府的恩怨纠缠还有几缕余音。

    10月14日，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仰融是那种总是在创造记录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之“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4天后，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11月，北京法院认定仰融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仰融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10月23日，新任华晨主席吴小安对记者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仰融离去后，华晨日渐衰落。而仰融本人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新的反思。2005年8月，仰融接受媒体越洋采访时说：“我真没有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