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而然的凝聚起来的一个团体——早在顾宪成被罢斥为民、于万历二十六年重修“东林书院”之前，甚至在他考中进士、出任官职之前，他的身边就已经聚合了不少一起谈学问、关心国事的人群，像是弟弟允成、学生高攀龙、老师薛方山的孙子薛敷教等等；而他在朝为官的时候，更与朝中的一批正人君子时相往来，无论长官或同事，全都因为彼此的内心中共同所存在的知识份子的感时忧国的情操而气味相投、而结合成一股力量；到了他罢官之后，他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和他一样的因人品的清贵和择善固执的理念而不容于现实的污浊的政治，逐一的步上了他的后尘，陆续的罢官还乡，史孟麟、于孔兼、安希范、薛敷教、钱一本、刘元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纷纷的由在朝而在野；当然，无论他们的身分是官是民，在内心深处对国事的关怀都是一致的，即使已削职为民，大家还是时常的聚在一起，谈论学问、批评时局，并且发出强烈的改革的呼声，于是，“东林”这个团体也就逐渐的形成了。

    东林书院原本是由宋代大儒杨时所创建的一所私人讲学所，位在常州府的无锡县，因为得地利之便——顾宪成、高攀龙等都是无锡人——使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党兴起了重修以做为讲学、聚会的地点；这个计划得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很快的付诸实行，于万历三十二年重建完成。

    落后成，大家约定了每月的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大会东林讲堂；顾宪成作会约，高攀龙作序，明白的确立东林书院“卫道救时”的使命，并由顾宪成出任山长——他是名符其实的东林书院和参与的众人的精神中心——每一次讲会的讲稿都印行、流通，使没能前来出席的人也能得知讲会的内容；同时，他和东林书院的其他学者们也常常赴邻近的其他书院巡回讲学，使影响更加的扩大；在这样多方面的传播下，没有多久的时间，东林书院的名声已经传播到了全国。

    而正如顾宪成所手书的、悬于东林书院的依庸堂内的对联所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和所有的东林学者们都不是躲在象牙塔内钻研学问的学究，他的学术观是在经世致用，他所认为的知识份子的第一要务是在于挽救世道人心；因此，他其实是一位以学术为基础的政论家；明史上记述着：“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于是，“东林”这个团体，虽无“党”的名义与组织，却隐隐的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的政治影响力的实质上的“在野党”，像是反对矿税等行动，既具体且达到了一定的成效；而且好几度的运用这种透过舆论的影响力来干预朝中官员的任用与去留；像是大学士沈一贯的被迫辞官、王锡爵则婉辞再度入阁，及巡抚李三才的因为与顾宪成相善而大受舆论支持——无论就哪一件事看来，“东林”的介入政治的程度和政治实力都到达了相当的程度。

    当然，这么一来，“东林”也就和朝廷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东林”发动舆论的基本标准是“严君子、小人之辨”的，对于心目中所认定的君子大力的拥戴、褒扬，对于心目中的小人则横加攻击，这么一来，又把所有的小人逼到团结起来，一起对付“东林”了。

    这时的朝政已经纷乱如麻了，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明朝的衰败之象已生，朝廷之中原本也已经发生了“小人结党”的情事——隐隐形成的有三派，不同于“东林”的因志同道合而结合，这三个党派主要是以地理的区隔和同乡的关系而组合的；其一是浙党，主要成员是沈一贯和他的拥护者，沈一贯是浙江人，故名。其二是宣党，以汤宾尹为首，其三是崑党，以顾天骏为首。后来这三党重组，改成了浙、齐、楚三党，沈一贯又已去职，遂以汤宾尹为首。

    这三党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