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的比賽，從來就沒有輸過一場。說起來競像個小小的傳奇故事呢。何況他今年是“大四”生了。更何況這場球又是我們的最后一場硬仗！

    這場球我們終于輸了個3比6。

    比賽結束以后，經X光透視，診斷我并沒有骨折，于是理查德·塞爾策醫生就在我臉上足足縫了十二針。杰基·費爾特一直在醫務室里打轉，纏著這位康奈爾大學的校醫叨叨，說我的飲食有問題，說我要是能服用足量的鹽片，也不至于會弄到今大吃這樣大的苦頭、塞爾策醫生沒有理他，對我卻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說是我差點損傷了“眼底”（那是個醫學名詞），為謹慎計，最好一個星期不要打球。我謝了他。他走了，費爾特釘著他要再談談營養問題，也跟了出去。好了，這下就剩我一個人了。

    我慢慢洗著淋浴，小心翼翼，不讓水沖著了我受傷的臉。奴佛卡因的麻醉作用漸漸不管事了，可是說也奇怪，我倒宁愿感到疼痛。因為你想想，我今天捅的婁于難道還不大嗎？我們把冠軍丟了，大家一直那么好的運气這一下全砸了（我們一些“大四”生都是四年來從沒輸過一場球的），連戴維·約翰斯頓的好運气也完了。盡管過錯也許并不完全在我，然而當時我卻覺得仿佛事情都該由我負責似的。

    更衣室里一個人影也沒有。大伙儿一定都已經上汽車旅館了。大概他們誰也不想見我、誰也不想跟我講話了吧。我忍著嘴里這股苦得要命的味儿——我心中難過得連嘴里都覺得有股苦味了——收拾好衣物，往外走去。紐約州北部的荒野上寒風凜冽，盤桓未去的哈佛球迷寥寥可數。

    “臉傷得厲害嗎，巴雷特？”

    “沒問題，謝謝你，唐克斯先生。”

    “你恐怕應該來一塊牛排呢，”響起了另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這話的是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叫人用這种古方來治打腫的眼睛１，這話也真只有他才說得出來。

    １是指在打腫的眼眶上貼一塊生牛排。

    “謝謝你，爸爸，”我說。“醫生已經給治過了。”我還指了指塞爾策醫生在縫十二針處給我數上的紗布塊。

    “我是說讓你吃牛排呢，孩子。”

    吃晚飯時，我們照例又作了一次話不投机的談話。這一套永遠循環不息的談話，每次總以“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開頭，以“有什么事要我幫忙嗎？”結束。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孩子？”

    “很好，爸爸。”

    “臉上疼嗎？”

    “不疼，爸爸。”

    其實傷口這會儿已經疼得要命了。

    “我想下星期一讓杰克·韋爾斯給你看一看。”

    “不必了，爸爸。”

    “他是一位專家——”

    “康奈爾的校醫也未必就是獸醫。”我這樣說，為的是想殺一殺父親照例只相信專家名醫之類“權威人士”的那股勢利勁儿。

    “真是不幸啊，”——我听到奧利弗·巴雷特第三這句話，起初還以為他說了句幽默話呢——“看你傷成這模樣，簡直人不像人樣了。”

    “是的，爸爸。”（我是不是還應該嘻嘻一笑？）

    可是接下來再一想；我父親這句蹩腳的俏皮話莫非是一种含蓄的責備，對我今天在冰場上的舉動有譴責之意？

    “你的意思也許是說我今儿晚上的表現活像一頭野獸吧？”

    看他的表情，似乎我開口一問倒使他覺得相當高興。不過他只是回答了一句：“提到獸醫的可是你。”話說到了這個地步，我就決定埋頭研究菜單，不再搭髒了。

    上了主菜以后，老石面人照例又發表了一通他那种簡單化的說教，回想起來（我實在不大愿意去回想），這一回他論的是胜敗之道。他指出，我們已經把冠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