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愤用功，使他读了许多的书，博通经史，并且详加思辨，建立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向往、醉心、追求的学问是对国家、社会、百姓有贡献的经世致用之学，而不是形而上的哲理或在故纸堆中反覆的考据、校雠，乃至于写出华美的文辞、诗句——在经过了长年累月思考之后，“学问”这两个字的范畴有了明确的界定，乃成为他一生所要追求的方向。

    因此，他考虑的结果还是选择了应考、出仕的道路，因为，这是本朝的读书人唯一能实现理想、发挥学问的管道；然而，也就在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他的心中涌现了极大的矛盾与冲突。

    多年来所治的既为儒学，在心中所凝聚、产生的政治思想是阐自孔孟学说的民本；所推崇的是本朝的大儒刘基、方孝孺等人所承绪下来的近乎于完美的“民为邦本、君为群立”的政治理论，根本上就与本朝所实行的专制制度、考试内容是相反的；方孝孺留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尤其令他在心中痛苦了许久……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适己，及物而仕乐也，适己而弃民耻也；与其贵而耻，孰若贱而乐，故君子难仕。

    这段话他原本是深有同感的——他何尝不知道，从前的人读书做官，就爱护人民，造福社会；现在在朝为官的一般人却只为自己谋福利；所以，真正的君子往往不愿意出仕做官。

    可是，不出仕做官又与他原本的志向相背——他也怀着和杜甫一样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啊，所期许于自己的是做个佐国的良相，一如伊尹、吕尚、周公——般的为天下人贡献自己，缔造盛世，而不是隐逸山林，埋首着述！

    而就在这样的反覆矛盾时，杜诗中所推崇的诸葛亮的心志，带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诸葛亮的一生所秉持的正是儒者“知其不可而为”的崇高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身许国，无怨无悔；他觉得自己应当效法诸葛亮的精神。

    就在这样，他走上了仕途：万历四年，他二十七岁，考中了乡试第一名；三十一岁中了进士，任职户部主事。

    可是，做了官，所接踵而来的却不是理想的实现、为人民谋福利等夙愿，而是典籍中所没有记载的官场的污黑的一面，满朝的官员或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或结党营私、巴结贿赂，或贪赃，或舞弊——所呈现的尽是人性中的卑劣、丑陋、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一切的一切在在都令他的内心痛苦不堪。

    身为读书人，自己简直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那几年正是张居正掌权的时代，在他亲身经历了张居正的政治措施时，他的内心也相当的崇敬张居正所具有的超强的政治能力；可是，对于张居正的许多做事的方式，他是大不以为然的。

    张居正的治国之术近于法家，用严刑峻法约束官吏和人民，以求达到合乎理想的政治效率，这和他所崇信的儒家，主张以礼乐来教化、陶冶世人以达“修、齐、治、平”的一贯之道是大相径庭的；张居正采用专制的手段，独揽大权，以使政令通畅无阻的做法，和他的“反专制”、“民本”的思想在基本上就是相反的——儒与法两种思潮的冲突、不相容，是自古以来就存有的，即使博学如他的儒者，也无法在这样的不同的思想冲突中，思考出一个折衷的、两全之道来！

    而包围在张居正身边的一群小人所带给他的痛苦又更甚于张居正——张居正是位尊权重、高高在上的，底下一群仰望着他、希冀“鸡犬升天”的人便拚命的谄媚阿谀、奉承巴结，以求稳固自己的权位；他们事张居正若神明、若君父，吹牛拍马的做出了种种肉麻而又丑态毕露的事。

    张居正的三子懋修应考，这些人竟然召集了许多知名的文士来陪榜，以增加张懋中状元时的声势；而当张居正得病的时候